作为留在熊老师身边工作的学生之一，我曾分别在他70、80华诞以及米寿撰写《熊铁基先生与老庄学研究》《熊铁基先生的道家研究》《熊铁基先生的道教研究》三篇文章，以述他在道家道教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熊老师90高龄时，仍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按他这个状况，百岁可期。然而，苍天无情，他于2025年12月22日永远离开了我们。现在再提笔撰文，我已无法为他祝寿，只能是对他无尽的追忆与哀思。
2025年10月4日，正值国庆假期，熊老师的儿子嘉忠给我打来电话，说熊老师突然双腿乏力，不能走路了，我听后感到很意外，前两天我和我爱人去看他时不还好好的吗？我连忙开车过去，和嘉忠一起把熊老师送到了湖北荣军医院南湖院区。在去医院的路上，熊老师还笑着说：“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没力了呢？”我回答道：“熊老师，没事的，您很快就能够站起来！”是的，我一直对熊老师的身体充满信心，我也多么希望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啊！在熊老师住院期间，我和我爱人每周都会去探望他，了解一些情况，看到他总体状况还是不错的，血压稳定，思维清晰，胃口也还行，我感觉他是可以康复出院的。然而，大约在11月底，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这次恐怕真不行了。”听到向来乐观的熊老师这么说，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悲伤涌上心头，但我仍然说：“熊老师您行的！您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吩咐积极进行康复锻炼，争取走着出院。”可是老师终究未能重新站起来，并且离开得那么突然！
我与熊老师的师生情缘始于1997年，那一年我以面试、专业笔试、英语三个第一的成绩考入熊老师门下，成为他的第三届博士研究生。记得入学后第一次去熊老师家里，他送了一本刚出版不久的《中国老学史》给我，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应届硕士毕业考上来的，并非带艺投师，以后你就做老学研究吧。”我立即答应下来，这是我的幸运之处，一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就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恰逢当时中国道教协会启动《中华道藏》的整理，熊老师担任其中《老子》注疏部分的主编，他便要我参与整理工作，并邀请周国林、刘韶军、顾志华三位教授参加。熊老师分了100多万字的任务给我，我自然不敢马虎，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点校，博士一年级的一年时间里，除了专业课学习，其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这一任务完成后，就到了博士二年级，需要确定具体的博士论文选题并准备开题报告了。熊老师建议我根据从《老子》注疏点校过程中看出来的老学思想写毕业论文，并把时间放在唐代。我一查相关文献，北京大学哲学系已有三篇关于唐代老学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了，加之我整理的《老子》注疏文献主要集中于宋元时期，于是向熊老师提出了写宋元老学的想法，我的选题申请很快得到了熊老师的同意。由于有了较好的文献基础，我的博士论文《万殊归一道：宋元老学的衍变与特点》完成得很快，答辩也很顺利，并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来还入选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更名为《宋元老学研究》，由巴蜀书社2001年出版，这也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熊老师在学业上给予了我精心的指导和不断的提携，读博士时他经常带我出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还要我参加了《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一书的写作，我撰写了大约16万字。在西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又让我参加了《中国庄学史》一书的撰写。在熊老师的细心培养下，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并逐渐形成了从文献到思想、文献与义理并重的研究取向，这使我受益终生。熊老师在生活上同样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读博期间，他到宿舍来看我是常态，节假日常叫我去他家吃饭，改善生活。师母李雪松老师知道我是湖南人，爱吃辣椒，每次必做一盘虎皮青椒，并强调说是特意为我做的。博士后出站后，我婉拒了合作导师张岂之先生的挽留，准备回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在我回来之前，熊老师就到学校把我的住房选好了，当时他住北区34栋，给我选的房子自然也在北区。他还从历史文化学院作废了的家具里为我挑选了两个旧书架、一个柜子，说我刚参加工作经济不宽裕，先凑合着用上，以后再换新的。我回华师后，他把他家还没有使用过的新煤气灶也送给了我。后来学校住房调整，熊老师住进了北区36栋，我也获得了在北区34栋换房的机会，我想选熊老师原来住的房子，他对我说：“我这里当西晒，你还是选我隔壁章开沅先生的房子更好。”生活中的大事小事，熊老师总是这样为我着想。熊老师家养了很多花草，从我跟随他读博士开始，只要他和师母外出，都是我给他们看家并按时给花草浇水。有一年熊老师和师母从美国探亲回来，给我和妻子女儿各买了一双鞋子。接过熊老师亲自送来的鞋子，我和家人都感动不已，三双鞋子连带包装体积不小，对于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把鞋子从万里之遥的美国带回来是何其不易！师母李老师也一直如慈母般关心我，在她离世前的一段时间，很多人和事，她都记不起来了，但除了熊老师外，她仍然记得我，只要我去看望她，熊老师都会问：“谁来看你了？”她便笑着说：“是刘固盛。”这样的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对我指导的学生，熊老师也十分关心，只要天气好，每天的上班时间他都要去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一趟，在办公室见到我的学生，都要详细询问其学习和生活情况。我的学生在熊老师每年生日时也会一起去他家看望，给他送去鲜花和生日蛋糕，这已形成惯例。熊老师去世的那天，我的博士生张锋在微信上写道：“半个月前还去医院看望了师爷，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那个在博一开学前夕打视频给我问我有没有参加第四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博一上学校两个多月没发奖学金怕我没钱吃饭会问我情况、送我他的文集并过问我小论文和博论选题、每次去看他总会让阿姨给我塞一些零食水果酸奶、假期总会问我去哪里并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节假日打电话让我去他家拿些水果月饼的老爷爷永远那么和蔼可亲。只是那个家里WiFi有问题、手机出故障、微信需要处理部分信息时会打电话给我的老爷爷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熊老师为人处事，热心而超脱，具有生活智慧。有一次，我陪他和师母李老师去浙江宁波参加关于葛洪的学术会议，返汉时在宁波机场过安检，师母把装有证件和现金的小包忘记拿了，直到快登机时，师母才发现小包不见了。熊老师平时是一个急性子，对于师母的疏忽，我想这可不得了，他一定会发脾气吧，当时我的心情也很紧张，结果熊老师非但没有指责，反而对师母好言相慰，非常温和地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如果无法挽回的话，就不要着急和抱怨了。”我意识到小包可能是遗留在安检处，连忙飞奔过去，果然在那里找到了。此事只是虚惊一场，但熊老师的处事态度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师母生病后，熊老师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大家都有目共睹。师母去世大约不到两周，他就去安徽涡阳参加老子的学术会议，在高铁上他对陪同前往的我说：“你师母在世时，平时照顾她也觉得辛苦，可她一走，顿感渺渺茫茫，一无所依。与其悲痛地呆在家里，还不如出来走走，见见学界的朋友。”在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连写了7篇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各种C刊上。熊老师就这样用投身学术研究的方式，以化解失去伴侣的悲痛。他90大寿时，我和同门范军兄商量，鉴于现在学界的老人过90时一般都不搞大的活动，那就邀请熊老师的几位好友及身边弟子小聚一下，以示庆贺。我向熊老师汇报这一安排，他也同意了。我订好了聚会的地点，只等熊老师拟定邀请名单。谁知到了他生日的前一天，他把我叫到家里，对我说：“这个邀请名单不好定，邀请到什么级别、什么层面为好呢？我平时交游广泛，朋友很多，邀请谁不邀请谁都很困难，受邀的固然不会有意见，但没被邀请的一定在心里嘀咕：怎么不邀请我呢？会产生想法。学生也是如此，不说外地的，在武汉工作的也很多，邀谁好呢？反正会得罪人，没被邀请的人不是怪我这个当事人就是怪你这个组织者，所以不如不聚了。”熊老师这番话，既体现了他的超然与睿智，也是对我的真挚关心，我也就没有再坚持原来的计划了。
熊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中华道藏》出版后，他把全部稿酬分给了我们四位整理者，我问他，作为分卷主编，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点呢？熊老师说他主编著作，从不领稿酬，到我这里也不能破例。2008年，我和他共同主持国家宗教事务局重大项目“《老子集成》整理与编纂”，经费不少，但由于项目经费主要用来搜罗底本、支付整理者稿费，作为主编的熊老师仍然无法获得任何报酬，我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幸好当时学校有个政策，根据科研经费额度对项目主持人进行一定比例的绩效奖励，在院里年终分配时，我没和熊老师商量，把《老子集成》项目的绩效奖励全部划给了他，也算是遂了我的一个心愿。熊老师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平时对收入之类也不甚在意，但在一次聊天时还是很开心地提到：“我的年终收入今年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都和资深教授一样了。”
熊老师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他的人生和学术是融为一体的。在读博士期间，他不止一次叮嘱我，做学问既要重文献，更要重理论，文献能力只是做学问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思想提升才决定一个学者的上限。熊老师的叮咛我牢记心中，他的学术精神对我影响尤大。他在《汉唐文化史》的《后记》里写道：“几年当中，和‘平常’一样，无所谓严寒酷暑，无所谓节日假期，只有必要的工作、交往和生活才会有所中断，书稿是从来没有收捡过的。……只要坐得住也不会停止读书和写作。”这就是熊老师最真实的学术人生！到晚年他出版《文集》时，在《前言》里又说：“我想人生不必要像坊间所说的那样，60岁告老还乡，70岁打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我的经历是60岁以后可以干事，可以干较多的事。”熊老师这种老而弥坚的学术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他60岁以后学问更加宏大精进，他的“秦汉新道家”思想日益成熟，他开创的老庄学研究领域得到学界公认和重视，他在道教起源问题上提出了系列新见。80岁时，由范军兄策划、我协助完成的《熊铁基论著选》纳入华中师范大学“桂岳书系”，该书系当时健在的作者只有章开沅先生、邢福义先生和熊老师三人。同样由范军兄策划、我负责组织实施的十卷本《熊铁基文集》在熊老师米寿时推出。2023年熊老师90岁时，他委托我选编的《熊铁基论著选》被收入华中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丛书“华大经典文库”出版。在熊老师身边，追随着他的学术足迹，体会着他的学术思想，领悟着他的学术精神，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如果说这些年来我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些成绩，那都是和熊老师的培养、引领和激励分不开的。
熊老师对学术事业的规划具有远见，他于2002年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中心以“道家道教”命名，既体现了老庄学研究的学术优势，又包含向道教研究拓展的意向。从2008年开始，中心先后与香港青松观合作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四次规模很大的“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的反响都很好，2016年举办的第三届会议，相关媒体以“世界级全真老庄研究最强阵容在武汉共享学术盛宴”为标题进行报道。根据中心与香港青松观的合作协议，这一国际会议应该是每四年举办一次，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第四届会议到2024年8月底才得以在学校桂苑宾馆召开，92岁高龄的熊老师与学界新老朋友相聚一堂，非常高兴，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作了发言，这也是他一生在学术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发言！讲话还是一如既往的风趣而有哲思，只是已成绝响。2004年，中心与茅山道院联合举办“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出版了20余种学术著作，获得了学界好评，该书系2022年改与武当山道教学院联合举办。2022年，他又吩咐我创办了学术集刊《老庄学研究》，由他与陈鼓应先生担任刊物的学术顾问，由武当山道教学院协办。在熊老师的带领下，经过2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已成为海内外研究道家道教的学术重镇。在熊老师在世的最后一两年，我每次去看望他，他总是对我说：“一定要把《老庄学研究》持续办下去，要把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建设好。”临别时，他都会走到家门口，挥挥手，目送我走向电梯，电梯关门时，我回过头去，他还默默地站在那里凝望。他住院以后，我只要去看望他，每次也都是同样吩咐：“《老庄学研究》不能停，把研究中心建设好。”如今，我再也不能向熊老师汇报各种工作了，唯有把他对我的吩咐当作临终嘱托。
《太上老君内观经》云：“道不可见，因生而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熊老师早已达到生道合一的境界，他虽已离去，但他的音容永在我心中，他的精神与天壤同久！
2026年4月20日
于武昌桂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