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法自然”的三种解释[1]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 刘固盛

（原文发表于《老子学集刊》第九辑）

摘要：老学史上关于“道法自然”的注解多种多样，但以河上注“道性自然”和王弼注“道不违自然”以及大约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人法自然”这三种解释为主要代表。河上注突出了老子之道的最高地位，王弼注则强调了自然为老子思想的核心价值，第三种注解“人法自然”当然是以人为中心了。 “人法自然”主张以自然为原则阐扬人的价值，这一解释在文本上不存在训诂的障碍，在义理上则与老子道家精神相符，故可以视为“道法自然”的一个正解。

关键词：道；自然；人；诠释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思想中极重要的命题，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表达，也体现了道家的最高价值追求。但由于“自然”概念为老子所独创，故在老子以前无相关文献可证，因此，如何解释“道法自然”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治老者可以根据各自的理解作出不同的诠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本文从老学史的角度，梳理出历代关于“道法自然”的三种主要解释即“道性自然”、“道不违自然”、“人法自然”，并对上述三种解释作简要分析。

一、道性自然

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性自然”，以河上注为代表，其曰：

人法地，人当法地，安静和柔也。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有功而不置。地法天，天湛泊不动，施之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净不言，阴行精气，万物自然生长。道法自然，道性自然，无所法也。[2]

河上注以“效法”作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诠释途径，指出在人、地、天、道即域中的四大中，人、地、天都有可供效法的对象，而道却是无所法的，也即说，道居于一个最高的地位，故不需要再去效法其他什么，而自然则是道的属性或者本性。由于河上注突出了老子之道的核心意义，因而为后世众多注老者采纳，影响很大。不过，“道性自然”的解释虽然可取，但也有不足之处，即“道法自然”中“法”字的字义与前面三句的“法”字没有一以贯之。从注文的内容来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中的三个法字都是动词，其意为“效法”，而把“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性自然”，法字显然不再是“效法”之义，似乎与道组成了一个名词，即“道法”。刘笑敢教授批评了这一注解，认为“前三句的‘法’都是动词，惟独最后一句的‘法’突然解释为名词，殊为突兀，于理未惬”，“这种读法，不仅把‘自然’作为重要的名词性概念的意义读丢了，而且也把‘道’本身丰富的内容读丢了”[3]。尽管如此，河上注道性自然、道无所法的解释仍然十分流行，并成为老学史上关于“道法自然”的主流解释之一。

河上注的影响，可以从历代《老子》注家中考见。如北宋道士曹道冲之注：

人与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则于地，而知刚柔之分。地静而承顺，法则于天，清明刚健，崇高至极，而未能混于无形，故法于道也。道无可法，自然而已。[4]

曹注人、地、天、道递进式的相互效法类似于河上注，“道无可法”更是对河上注的直接采用。又如北宋吕惠卿之注：

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为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5]

吕注援引了《庄子·大宗师》对道的论述，而“无法也者，自然而已”仍出于河上注。金人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号称取各家注《老》之善，而在“道法自然”句后又加上了自己的注解：“虽二仪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于道。夫道者，自本自根，无所因而自然也。”[6]无所因，即无所法的意思，可见他在各家之注中，也是认同河上注的。南宋道士吕知常《道德经讲义》则云：

惟道则任物遂性，无为自然，守而勿失，与神为一，道体圆通，出入无碍，所谓自然也。[7]

这一注解是对河上注“道性自然”的具体展开，而且吕注着重从道教修炼的层面解释“道法自然”，非常符合河上注的老学宗旨。

河上注在明代也有广泛的影响，如杨起元《道德经品节》对“道法自然”的注：“道则自本自根，无法为法者。无法为法，自然而已。”[8]又如王道《老子亿》之解：

至于道，则自本自根，无为而为，无所法也，自然而已矣。王者法道，亦法其自然而已矣。能法自然之道，则皇建有极，而天下法之，所谓抱一为天下式也。[9]

王道认为道无所法，就是自然，这是对河上注的采纳。但需要注意的是，王道在继承河上注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即王者也要法道，以自然之道治理天下。朱得之《老子通义》的解释与王道完全一样，陆西星《老子玄览》则与王道之解有同有异：

至于道，则自本自根，无为而为，无所法也，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夫语天地而归之道，语道而归之自然，则王者之法地，乃所以法天、法道，而法其自然也欤？[10]

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与王道相同，但其引申义稍有不同，王道对王者法道是肯定的，陆西星则是以疑问句的方式提出，表明他既注意到了王道的诠解，但对王道的观点并不全部赞同。王道、陆西星关于“道法自然”的发挥又涉及到本文所论及的第三种解释，详见后文。

近现代以来，河上注仍然得到了不少老子研究者的认同，只是大都倾向于把“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它自己，尹志华教授认为这是河上注“道无所法”的一个弱化诠释，代表学者有蒋锡昌、张岱年、任继愈、许抗生等[11]。如任继愈先生的译解：“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它自己。”[12]确实，如果承认河上注“道无所法”有道理，那么，从文本与意义相统一的层面看，“道法自然”除了解释为“道效法它自己”外，似乎找不到更为恰当的表达了。

二、道不违自然

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不违自然”，以王弼注为代表，其曰：

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顺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

王弼注以“法则”作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诠释理路与意义指向，从而与河上注的“效法”区别开来。其关于“道法自然”的注解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一，法的意思是“不违”，也可理解为顺应、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四个“法”字的意义一致。由于“法”字兼有法则之意，那么“道法自然”就可以解释为道不违背自然的法则、道顺应自然的法则。其二，法自然是“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由此可以推知，王弼认为老子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其三，自然是“无称之言，穷极之辞”，意谓自然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道的根本性原则。其四，人、地、天、道四大之间转以相法。应该说，王弼的解释很高明，既克服了河上注文本诠释的缺陷，又突显了老子之道的根本法则，强调了自然的最高价值。

与河上注一样，王弼注的影响也很大，老学史上凡是把自然解释为“自然而然”者，都应是受到王弼注的影响。如唐代陆希声注“道法自然”：“既能无为无不为矣，然后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13]南宋范应元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之静重，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无为，道法自然而然也。”[14] 南宋谢图南《老子注》曰：“何谓道？经曰道法自然，则道者，自然而然，非可以使然者也。”[15]这些注解都是对王弼注的援引。再看元代理学家吴澄对“道法自然”的解释：

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外别有自然也，自然者，无有无名是也。[16]

注中“以其自然”就是顺应自然的意思，自然是道的属性，是为了说明道之大的，自然本身并非独立于道的另一大，由此避免了有“五大”的误解。自然是“无有无名”的，亦即王弼注所言“无称之言,穷极之辞”。可见，吴澄之解与王弼注也是相符的。

明清时期也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老子》注疏，如薛蕙《老子集解》就很有代表性。其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曰：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地产万物，而王者牧养之，效坤德也。天覆万物，而地容载之，承天施也。道母万物，而天发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虚无清静，而常无为，因自然也。[17]

把“法”解释为“效法”，类似于河上注。但“道法自然”释为“道因自然”，因即顺应，这又类似于王弼注。薛蕙的解释可以视为河上注与王弼注的综合。徐学谟《老子解》该句引用了薛蕙解，但指出“法”不应该解释为“效法”，而应该释为“法则”，与王弼注一致。其注云：

愚意此不过次第其文，总形容一大字耳。法者，则也，即‘惟尧则之’之义。以人在地中，故其大法地。地在天中，故其大法天。天在道中，故其大法道。道在自然中，故其大法自然。道即自然也，故言四大，而不言五大。[18]

效法与法则的含义确实存在差别，这也是河上注与王弼注的差别。徐学谟解从“大”字处着手，有其独到的见解。清代徐大椿之注也立足于“大”：

人即王也，地载人，天包地，道统天，其大有等，故转相法也。道则无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强，则道所为，师法者也。[19]

“自然而不勉强”即“自然而然”的意思，“道法自然”，就是把“自然而然”作为道的法则。徐注不仅解释了四大之间转以相法的原因，而且继承了王弼关于“道法自然”注的精义。

这里还要讨论另一种与王弼注有关的解释。以南宋董思靖之解为代表：

法者，相因之义也。故语其序则人处于地，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犹有形。道贯三才，其体自然而已。谓推其相因之意，则是三者皆本于自然之道，盖分殊而道一也。[20]

把“法”释为“相因”，与王弼注一致。而“道贯三才，其体自然”的观点，对王弼注既有继承，也有发挥。道之体为自然，而天、地、人三才统一于道之中，这就理顺了道、天、地、人四大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清代潘静观、徐永祐两注有类似的看法：

道法自然，非道之上有自然，乃言道之所以为道者，自然也。知自然而道在是矣。天地人三才之道，一以贯之矣。[21]

因任自然，老氏之学尽此。……道生天，天统地，地生王，相及之序也。就其相及，因之为法，反本之义也。而统之以自然，天地人一以贯之矣。[22]

两注都是把自然解释为道的法则，并且推及天地人三才，其义旨体现出对王弼注的继承和发展。

迄至现当代，王弼注的影响仍然非常广泛。如陈鼓应先生译解“道法自然”为“道纯任自然”[23]，刘笑敢先生认为“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在语法上是名词，意义上则是“自然而然”的意思[24] ，两位学者的理解与王弼注是相通的。王中江等教授也都认为王弼的解释可能比较符合老子的原意[25]。总之，王弼关于“道法自然”的解释确实属于老学史上的经典注解。

三、人法自然

除了河上注和王弼注，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句的中心是人，即人兼法天、地、道，归于自然，亦即人法自然。这种解释唐代老学中已经出现，如成玄英的注解：

人，王也。必须法地安静，静为行先，定能生惠也。故下章云躁则失君。既静如地，次须法天清虚，覆育无私也。又天有三光，喻人有惠照。地是定门，天是惠门也。既能如天，次须法道虚通，包容万物也。既能如道，次须法自然之妙理，所谓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义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无所法。体绝修学，故言法自然也。[26]

成注用一个“必须法”和三个“次须法”表明法的主体都是人。先言人分别法地之安静、天之清虚、道之虚通，清楚地交代了人、地、天、道“四大”之间的关系，而把“自然之妙理”称为“重玄之域”，亦即把自然视为重玄学的最高境界，从而巧妙地避免了“五大”的麻烦。成玄英把河上注“道性自然，更无所法”称之为“又解”，表明他的解释是与河上注不同的。这里需要注意成注中“道是迹，自然是本”的说法，其意并不是指自然比道居于更高的位置，而是说自然在道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在成玄英的老学思想中，本与迹都是针对道而言的，成玄英谓之道本与道迹，其曰：“始，道本也；母，道迹也。”“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27]正如李刚教授所指出的，在成玄英那里，本迹关系表现为从本降迹，摄迹归本，本迹相即，即是同时性，又表现为历时性，道从本降迹表达的是道生万物的过程[28]。再看重玄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李荣的注解：

夫为人主者，静与阴同德，其义无私，法地也。动与阳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虚无为，运行不滞，动皆合理，法道也。圣人无欲，非存于有事；虚己，理绝于经营；任物，义归于独化，法自然也。此是法于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29]

李荣注的思路与成玄英一致，只是认为“人主”兼法地、天、道，而“圣人”法自然。也就是说，一般的“人主”虽然兼法天、地、道，但还达不到自然的高度与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但不管怎样，“人主”、“圣人”都是人，其注也是以人为中心，“圣人法自然”，还是“人法自然”。李注最后指出，天地不是转以相法，表明其注与王弼注不同。

“人法自然”的诠释在唐宋以后多见，如唐玄宗注：“人谓王也，为生者先当法地安静。既尔又当法天，运用生成。既生成已，又当法道，清静无为，令物自化。人君能尔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30]玄宗注与李荣注有一些相似，人君须兼法天、地、道，而做到了这一步的人君，也就与“道法自然”一致了，“道法自然”的意思则是“合道法自然之性”。对此，唐玄宗疏进一步诠释：

人君能尔，即合道法自然，言道之为法自然，非复效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难，以道法效于自然，则是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升经》云：“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则以道为虚无之孙，自然之子，妄生先后之义，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31]

疏解明确指出，对于“道法自然”的解释，不能把法理解为“效法”，因为“效法”的释义就导致了“五大”，这是与老子思想不合的，至于《西升经》“自然生道”之说更是妄言。“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之为法自然”，即道的法则是自然，唐玄宗注疏既以人为中心进行诠释，又兼采了王弼之说。类似的注解还有陆希声：“故为人之主者，必法地之静以为体能静矣，然后法天之动以为用能动矣，然后法道之无为无不为。既能无为无不为矣，然后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32]

北宋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影响很大，他也主张“人法自然”的诠释：

此戒王者当法象二仪，取则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静则与阴同德，所载无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变，将运刚健则与阳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复不可执天不移，将因无为，与道同体，其所任物，咸归自然，谓王者法天地则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圣人垂教之深旨，不必专事空言也。

陈景元认为“道法自然”的宗旨在于国家治理的政术，而不是抽象的玄理。“四大”之间也不是如王弼所注的转以相法，而是王者兼法天地与道，以治理天下。又如宋元之际杜道坚的注：

人能仰观俯察，近取远求，由地而知天，知道，知自然，取以为法，内而正心诚意，外而修齐治平，以至功成身退，入圣超凡，殁身不殆，是则可与此道同久也。已噫焉，得知自然者，而与之言哉。惟知自然者，则可与言道也。[33]

陈景元、杜道坚均为道士，推崇黄老思想，杜道坚更是认为老子讲的全是“皇道帝德”，故两人均侧重从治道的角度诠解“道法自然”。再看明代道士王一清的注：

是以圣人教人静笃法地，致虚法天，澹泊无为以法道。清静其心，纯粹其德，动止中度，左右逢原，法自然也。此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之妙，学者当法之也。[34]

该注说明了以“人法”为中心的理由，那就是地、天、道都包含有自然妙理，故都要效法。这一解释在语意上很畅通。河上注由于重视养生之道，故向来为道教界推崇，但在“道法自然”的解释上，自成玄英至陈景元、王一清等一批学养深厚的道士都没有采用河上注，而是解释成“人法自然”，由此说明，“人法自然”的诠解确实是有其合理之处的。

清代张尔岐《老子说略》也提出，理解老子这一命题，不能拘泥于人、地、天、道转以相法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应该以“人”为中心，其曰：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可不思所以全其大乎？全之如何，亦法地之无不载而已。地之外有天，亦法天之无不覆而已。生天地者道，亦法道之无不生、无不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末四句皆以人言，泥其辞则难通矣。[35]

魏源《老子本义》讲得更加具体清楚：

末四语以人法为主，盖人性之大，与天地参。……言王者何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无不覆，法地之无不载，法道之无不生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36]

魏源明确指出四大之间的关系是“以人法为主”，道与自然都要归到人这个中心上面来。

对于“人法自然”的诠释，还要提到唐代李约别开生面的注解，他的《道德真经新注》言：

凡言人属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义云：法地地，如地之无私载。法天天，如天之无私覆。法道道，如道之无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后之学者不得圣人之旨，谬妄相传，凡二十家注义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与经文乖谬，而失教之意也。岂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义理疏远矣。[37]

李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断句显然不妥，但“人法自然”的释义却不无道理： “盖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38]由于李约的断句确实有违语言文法，故宋元时期都未见被采用者。但到了明代，李约注被不断提及，如薛蕙便认为李约之解有理：

此章先言道而次及于天地王者，乃其指趣归乎勉王者而已。李约读法地地为句绝，谓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法地者，今与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皆仿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当法之尔，其说亦通。[39]

薛蕙认为李约的注解不仅其意可取，而且认为其断句也是可通的。林兆恩也为李约辩护，认为“地地”即“地之所以为地也”，“天天”即“天之所以为天也”。那么，“道道”怎么理解呢？其曰：“凡道则皆道也，而所谓道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之道，自然而已矣。”[40]徐学谟亦注意到了李约注，他说：“李氏注以法地地为句绝，而以下所法皆归之王。谓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当法之耳。是又因法字解不能去而为之词也。”[41]徐学谟没有完全肯定李约注，并指出之所以出现李约这种奇怪的断句，是因为对这个“法”字理解没有得当所造成的。田艺蘅《老子指玄》也言：“唐李约读人法地地为句，下法天天皆然，强通。”[42]这是对李约注基本认可。洪应绍《道德经测》则曰：“人法地四句，诸家之解不同。旧谓转而相法，于道法自然句义不得通。唐李约独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为句。天地有形，有所以为天地者，以天天、地地为句可也。道又有所以为道者乎？亦支离矣。”[43]洪氏认为李约地地、天天的断句可通，但道道的读法不行。总之，无论明代学者是赞同还是批评李约的断句方式，都说明“人法自然”的诠释为当时的老子研究者所关注和重视。

“人法自然”的诠释在现当代也很多见，如高亨先生便认同李约的解释，并云：“意谓王者法地与地同德，法天与天同德，法道与道同德，总之是法自然。”[44]张松如先生则明确肯定李约断句是高明的，他说：“王、地、天、道、自然，五者叠相法，实义云何，终觉不甚明了。莫若李约读法，义颖而莹也。”[45]张松如先生认为“人法地”当改为“王法地”，实误，不过他对李约注很推崇。孙以楷先生则批评了李约的断句，认为其“割裂了道与天、地之间，天与道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割裂了道与自然的联系，更不符合老子原意”[46]。但孙先生赞同了“人法自然”的句意：“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决不能理解为人只能法地，不能法天、法道、法自然，而应当理解为人既需要法地，因地法天，人亦需法天，因天法道，人亦需法道，最终是人法自然。而人法自然，则往往需要观察天如何法道，地如何法天，人又如何法地，来逐步加深，循序渐进，最终为人法自然。”[47]孙先生的解释具有代表性，既肯定了“人法自然”的合理性，又强调了人与地、天、道、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也说明了自古至今“人法自然”这一诠释确有其过人之处。

四、结语

老学史上关于“道法自然”的注解多种多样，但以河上注“道性自然”和王弼注“道不违自然”以及大约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人法自然”这三种解释为主要代表。三种解释各有特色，其侧重点也不相同，河上注突出了老子之道的最高地位，王弼注则强调了自然为老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正如刘笑敢先生指出的：“道作为宇宙起源当然是最高的，但道的原则或根本是自然，推崇道其实还是为了突出自然的价值或原则。所以说自然是老子思想体系的中心价值。”[48]第三种注解“人法自然”突破了王弼注四大之间转以相法的观点，而以人为中心，如孙以楷先生所言：“人的伟大，在于人取法自然。”[49]“人法自然”主张以自然为原则阐扬人的价值，这一解释在文本上不存在训诂的障碍，在义理上则与老子道家精神相符，故可以视为“道法自然”的一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