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全真道研究》第九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年。感谢《全真道研究》编辑部授权转载！）
2019年12月14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论道稷下：道教起源与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吉绍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李平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卢国龙研究员、中国道教协会外联部冯鹤主任先后致辞。开幕式之后，在山东大学赵卫东教授主持下，卢国龙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樊光春研究员、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四川大学盖建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强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桂平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等七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道教起源与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今将以上各位的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赵卫东：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中参加本次会议，“道教起源与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学术研讨会”现在正式开始。在不久以前，我与在座的许多老师就说起过要举办一场关于这个主题的会议，因为学术界对于道教起源问题有许多热烈的讨论。从去年开始，在多次学术会议上，道教起源都是一个热点问题，大家对道教起源的时间、地点、标志有着不同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宗教中国化”，要把握中国学术的话语权，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与总书记的主张是密切相关的。下面我简单梳理一下学术界对于道教起源问题的基本看法。
学术界目前最为普遍的看法是道教起源于东汉末年，任继愈先生的《中国道教史》与卿希泰先生的《中国道教史》都持这种观点，学术界的大部分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提出来。有的学者认为道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的借助考古材料认为道教起源于原始社会，还有的认为道教起源于西汉时期，日本学者小林正美甚至认为道教起源于六朝时期。我们看到对于道教起源这一问题，学术界的分歧比较大，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可能与对“宗教”的定义，以及道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宗教”有关。若是我们依据西方对于“宗教”的认识，那么道教起源于东汉末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站在“宗教中国化”的立场而言，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我们是否应该以西方宗教的立场来判定道教、确定道教的起源呢？若是采取这样的视角与方法，那无疑与我们当前所提倡的道教中国化的立场是相违背的。我们对于道教起源问题的探讨，是否应该以西方人的宗教理论来展开，我们能不能把握自身的宗教话语权，将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抛弃西方的学术话语去讨论道教。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基点。
有人将宗教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创生型宗教，西方宗教大多是这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宗教，道教就是其中的代表。创生型宗教有一个教主，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创立了某一个宗教，这就会有确定的创立时间、创立地点与创教人物。而原生型宗教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酝酿，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创教人物与创教时间。这种对于宗教的划分方式是否合理，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了道教中国化或宗教中国化的思考。今天我们邀请七位学者来讨论道教起源问题，是希望加深学界对道教起源问题的研究，同时促进道教的中国化进程，真正让中国学者把握道教学术研究的话语权。这也是本次会议的最终目的。
今天上午发言的专家有三位，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卢国龙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樊光春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广保教授。下面有请卢国龙先生就道教起源问题发表他的高见。大家欢迎！
卢国龙：我以前很少涉及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过太多的思考，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专门举办本次会议来讨论，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道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在这么多的学者进行了详细研究之后，对于它的起源居然有这么多的争议，这本身就是一个人文奇观。如果说将道教作为一个社会中的文化实体，那它必然是有起源的，可为什么学术界对于这个起源问题的看法差异会这么大呢？我很同意卫东教授刚才说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是一个立场问题，而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说研究的方法论是否契合研究对象，如果这二者方枘圆凿，格格不入，那么想要得到一个大家公认的观点就比较困难。我们知道对于东方宗教的研究，不仅仅是道教，对于印度教的研究同样涉及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宗教学方法仅仅以亚伯拉罕宗教的标准来界定何为宗教，那么来研究道教就肯定会格格不入，因为这么一套宗教学方法是从亚伯拉罕宗教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宗教的界定依然以吕大吉先生的四要素说作为标准，那么这样一来可能并不是推动了对于不同宗教之间的研究，反而是一种局限。如果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学方法，那么在方法论上就要能够综合东方宗教的各种特点，这样的宗教学理论相对而言才具有普遍性，既可以用于基督教，也可以用于道教或东方的其他宗教。
在亚伯拉罕宗教的发展中，由于它自身的特点，所以产生了一个一元论的进化史观。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改革版，新教又是来源于基督教，也就是天主教的改革版，伊斯兰教也是希伯来宗教的改革版，《古兰经》中的立言都是针对当时的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而言的。这些西方宗教实际上是同一个宗教的系列改革。我们可以用两个汉字来表示西方宗教与东方宗教之间发展模式的不同。亚伯拉罕宗教是同一个源头分出不同的支流，这个在我们的古文字里面被称为“派”。“派”可以认为是亚伯拉罕宗教的传统，所以它的大历史是一元论的，是同一个传统通过变革的方式分出不同的支流。而道教的发展模式则是汉字中的“永”。什么是“永”？由支流汇入主流为“永”，“永”字上面那一点就表示支流。一个是由支流汇入主流，一个是由共同的历史渊源分出不同的支流，这两种历史发展脉络刚好是相反的，怎么能够利用“派”的方法去研究“永”呢？所以我们在对于道教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就要有一个对方法论重新考察、重新思考的必要；也就是说，以亚伯拉罕宗教为对象总结出的宗教理论肯定是不适合我们道教的。所以现在道教起源问题上的混乱，并不是我们的道教研究学者在基本能力上出了问题，而是方法和对象不合适，是方法的问题导致的。
那么如何解决方法与对象之间的抵牾？我们能不能超越目前的宗教学理论，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去研究道教起源问题？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比目前仍然需要调整的宗教学方法要靠谱。但我们要注意到历史学的方法也有局限性。用历史学方法研究道教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一个巫史传统，这个在学界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可是对于三代乃至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对于这个巫史传统的内涵究竟了解多少，或者说我们的文献中保存了多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认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是巫史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巫史传统的内容知之甚少。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认为，一个方面，自从“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后，巫史传统就被儒家的人文理性给遮蔽了。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六经”，按照章学诚的说法，是“六经皆史”，其中只有《周易》带有从自然到人文的含义，其余的都是历史。“六经皆史”表示“六经”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一方面我们能够体会到，在诸侯僭越的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孔子要恢复一个有效的社会公共秩序，那就不能任由诸侯“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就要用人文理性来规范它的政治管理行为，要杜绝用怪、力、乱、神来膨胀诸侯的权力意志，从而把社会引导到规范的道路上。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自从“六经”以先王正典为史之后，中国古代的巫史传统，也就是中国社会本身以信仰的形态来构建社会、凝聚社会的传统被遮蔽了。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我们形成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呢？那就是长于讲政理，拙于讲实事。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六经”所能记住的只有先王，而先王所治理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当我们以历史学的方法去追溯道教起源的时候，对于传统史学本身的局限性，我们也应该有所认识。
不论是宗教学理论还是历史学方法，因为对方法的依赖反而可能会导致我们眼界上的局限，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缺陷，而继续利用这样一个方法去讨论道教究竟起源于何时，那么可能会永远无法得到解决。道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它的文化特征是什么样的，它的主体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等问题，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但就是不知道它的起源在哪。就像刚才卫东教授说的，用创生型宗教的方法来解决原生型宗教的起点问题肯定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如果我们把道教当作一个原生型宗教来探讨它的起源问题的时候，这里面还涉及一个我们对道教整体的认识问题。我们到底是以当代道教，还是明清道教，还是唐宋道教为整体呢？因为道教是不断发展的，其中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而且道教是一个不断融合的宗教，以什么时代的道教作为历史模板，这是需要我们衡量与考察的。如果单论道教的起源问题，只可以去讨论某一个道教教派的起源、某一种修持方法的起源、某一种信仰形态的起源，如何去考察一个道教整体的起源？我觉得至少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形式，它所构筑的这个非凡世界的起源在什么时候？第二个是道教的仪式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一种表现形态，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也就是作为一个世俗世界的人如何与怪力乱神打交道？我们说道士们登坛作法、祈晴求雨，这些仪式在两汉时期是谁干的？是儒生，像董仲舒就登坛作法，而后来是道士来做这些事。那么在两汉以前呢？按照《国语·楚语·观射父》的记载，那就是古代的“巫”和“觋”。如果我们这样去追这个渊源，那么中国古代是有一个巫史传统传下来的；但是当我们以“六经”作为一个历史模板的时候，这个巫史传统可能会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走。在这一点上，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要像我们卫东教授学习，打破儒道的门户之见。我们说道教有没有边界，它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当然有它的边界，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从精英文化到社会民间信仰全部的一个融合体。如果我们规定什么是道教，什么不是道教，那么对于道教的整体，我们就采取了一种较不适宜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眼界要更开阔一点，要把道教放到历史中去看它的动态发展过程。这样一来，或许我们涉及的资料更加广泛，但是对于我们解决问题而言可能更容易。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赵卫东：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发言！卢老师高屋建瓴地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定了几个准则：第一，对于道教起源的纷争是源于方法论的问题；第二，主张以历史学的方法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要发挥其优势，避免其缺点；第三，对于道教起源问题，我们应该归结为道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道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理不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无法回答，所以卢老师追溯到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巫史传统。虽然我对中国早期文明的了解不多，但是我认为，巫史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道教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最能接续这个巫史传统的。卢老师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定下了一个标准，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下面有请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樊光春研究员来谈谈他的高见，大家欢迎！
樊光春：非常感谢大家！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道教起源于东汉末年，但是我过去与李养正老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对此是不太同意的。后来萧登福在他的书里也表示不是东汉末，他谈到，道教起源于东汉末的认识，源于北周时期僧人道安在与道教徒辩论时所提出的观点，道安认为不是老子而是张道陵创立了道教，当时的一些佛教学者对于这个观点较为认同。但是萧登福认为，道教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也就是在佛教传入之前道教就产生了。后来王卡老师也认为道教是从老子开始。我很赞成刚才国龙老师说的，要用历史学的方法而不是宗教学的方法看待道教，用宗教学的方法是走不下去的。所以我认为，要以历史上的与道教相关的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说法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材料，而不是以现代学者的结论为依据进行研究。
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发现除了少部分人持道安的观点，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要从老子开始，这包括正一道的文献以及《茅山志》。我们从《道藏》中也可以看到，《太平经》里就认为是从老子开始，后来的楼观道与全真道基本沿袭了这个说法。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元始天尊，只不过这个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只能算作一种信仰上的追溯。《史记》中并没有宗教的概念，但是其中记录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教的一些活动现象，包括《老子列传》中对早期传承的描述，以及《封禅书》里面对于方仙道的一些活动的记载。《魏书·释老志》就明确提出了以老子为道家之源，然后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排序，从老子、尹喜、秦皇、汉武到张道陵，后面的学者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认识的。从国际上言，近代以来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日本学者的研究。那么这样梳理一下，我认为，我们尽量还是采用原始的古代文献，少采用近代文献。
关于道教起源的问题或者道教史的起点，我还是持这么一个观点，要从老子开始写起。其中有这么几个问题，如果硬要确定一个道教的创始人，那么我认为老子就是创始人，有三个理由。第一个，老子建立了后世道教的基本教义，也就是对“道”的信仰。第二个，从老子开始，就已经有了传承体系，但因为历史过于久远，很多材料我们没法将其完整地进行串联。可我们要看到一个现象，尽管弄不清这些文献的具体时代，可在那个时代却有那么多人说自己在传老子之术，尽管隔了几百年，这些传承从何而来呢？近代以来，我们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比较相信，后来疑古否定了，最近几十年通过一些考古材料，又把疑古的东西给推翻了，所以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些史料用起来不会有争议，但是我认为起码要把过去不为我们道教学者所重视的材料给整理出来。第三个，就是孔子所介绍的老子的副业，主持葬礼，这在《礼记》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春秋时期主持葬礼的是“祝”，一次是六个人，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做法事的一个经师班子，其中有一个大祝，也就是高功，老子就是这么一个身份。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老子当时就是一个兼职的道士。还有一个，就是孔子问礼于老子，向老子问完礼之后，老子推荐孔子去向苌弘问乐。有的研究认为，苌弘就是当时的一个方士，那么老子与苌弘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具体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个较为密切的关系，说不定就是同一个老师。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将老子确定为道教的创始人是可以的，这是有一些具体的材料把它串起来的，而老子到黄帝之间可能没法串。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
关于老子的传承，我大致整理了一下从战国到秦汉的师承关系。经由老子的主要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世代传承而形成道家学派，也是现有的一个认识，但是因为时代久远，老子的世代传承谱系并没有清晰的排序。《史记》里面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个人合成一个“传”，这就说明自春秋末年到战国后期，老子的传承有这么一个大概的线索，因为时间过长，并不能弄清楚其中的师徒关系。我们根据历代文献的追溯，以及后学根据《道德经》学说传承的信息，大致可以建立起老子传承的链条。近代的康有为将老子的传承分为六个大的支派，即关尹一派，鬼谷子一派，杨朱一派，庄子、列子一派，申韩，稷下。关尹派首先是尹喜，然后是亢桑子、文子、涓子；涓子只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有记载，里面说他是齐人，可能与稷下还有些关系。然后就是鬼谷子。这些人在时代上可能与老子有直接的关系。到战国时期有这么一批，比如杨朱，当然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以及《太平御览》里还有一些记载。到了战国中后期，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庄子，没有找到庄子的门人，但是庄子的思想与后来的稷下学派又有很密切的关系。后期就是申不害与韩非。这样我就从老子到战国末期简要地整理了一个谱系，大致上可以看出来，从老子到稷下学派之间不是虚无缥缈的，总是有这么一些断断续续的人物起到连接的作用。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赵卫东：樊老师对于道教起源这个问题，应该是最近两年思考得比较多，因为他要编一个《道教史》，所以就不能避免道教起源这个问题。通过樊老师刚才的发言，我们可以发现他与卢老师之间的不同。卢老师是高屋建瓴地讲，但就是不说道教起源于什么时候，樊老师则明确表示老子就是道教的创始人，《道教史》要从老子开始写起。樊老师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是老子为道教建立了一个基本理论，这成为道教重要的理论渊源。第二个是老子有明确的传承体系。这个传承未必是接续的，但是通过文献，我们看到从老子开始，一直有一些道家的人物在传承道家的思想。第三个是老子曾经主持葬礼，可能是一个“祝”的身份，或许与后来道教中的科仪有一些关联。这与刚才卢老师所讲的巫史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我觉得道教的一些科仪或者礼仪、服饰，可能对中国传统的礼仪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保留，这些礼仪在儒家已经完全断绝了，但是道教中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传统礼仪，所以这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我们应该通过探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研究道教的起源。非常感谢樊老师。接下来有请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谈谈他对于道教起源问题的思考。
张广保：道教的起源以及相关的分期是道教研究的重要问题，我去年发表在《宗教学研究》的一篇文章里面讨论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形成东汉起源说，对东汉起源说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刚才光春老师也提到，这个东汉起源说是道安提出来的，他是出于佛道辩论的需要，把老子与道教割裂开来，表明道教的成立晚于佛教，这是一种佛教对于道教的认知。那么我们也需要看一看道教自身的文献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说“六经皆史”，那么道经记载的也是历史。虽然大部分道经都没有建立正式的“艺文志”，但是道经有自己的传承世系，这其中有许多是口传、秘传等教内传承，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些道经有自己的传承，那么我们就应该大胆地去使用。我现在有这么几个判断，首先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判断，传统文化是保存了人类自石器以来的集体记忆。其中道教保存了上古时期的文化，那个时期的人类还没有语言与文字，那么这个集体记忆是由什么来传承的？那就是符号，这些东西非常的珍贵。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儒道是完全可以打通的。
在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茨在讲中国古史谱系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从三皇五帝开始讲起。但是过了几百年之后，日本的一个学者白鸟库吉提出一个尧、舜、禹三代抹杀论，然后慢慢地，中国就有了古史辨派，把中国的历史砍走一半。道教的历史也是如此。刚才我们谈到道安的观点，但是道安毕竟是佛教徒，对道教的影响不是很大，我们学者接受的不是道安的观点，而是常盘大定他们日本学者对道教史的一个认定，这个是致命的。但是在道教内部，尤其是全真教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以黄帝为道宗，这是有文献说明的。下面我主要介绍元代全真教对于道教起源的看法。
近代以来，我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我们遭到一些短暂的挫折，我们学术界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是笼罩在全盘西化的阴影下的。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认知我们的精神传统，没有体察到我们中华文明精神传统的独创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按照西方近代学科的分类标准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进行分类，从而导致我们中华精神传统被肢解，完全割裂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尤其是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先生在《读经示要》里面以经学为例说道：“自庚子乱后，吾国见挫于西人，即在朝在野守旧之徒，畴昔自信自大之念，已一旦丧失无余。是时思想界，一方面倾向排满革命，欲移植西方之民主制度于吾国；一方面根本诋毁固有学术思想。不独六经束高阁，且有烧经之说。”后面又说：“经学既衰绝，古人成己成物之体要，不复可窥见。于是后生游海外者，以短少之日力，与不由深造自得之肤泛知见，又当本国政治与社会之衰敝，而情有所激，乃妄为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后面就跟我们有关了，他说：“北庠诸青年教授及学生，始掀动新潮，而以打倒孔家店，号召一世。六经本弃置已久，至此又剥死体。”后来蒙文通先生也讲过类似的话。我非常尊重这两位先生。而我们道教也像这两位先生所说，受到了近代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以西方文化对宗教的定义为蓝本，以教义、教理、教规、教主、教堂等几大因素作为标准来探讨道教的起源。这种划分道教起源的方式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方面，那就是分判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最典型的就是漠视道教传统对教史起源的叙述，将道教的成立确定于东汉中后期，认为典型的创始道派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并且不顾道教“术道合一、体用一如”的根本立教原则，强行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分割道教精神传统，将道家判为哲学，道教则归属为宗教。之所以判定道教起源于东汉，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背景来的，而这种对道教史的认识没有得到新史料的支撑，仅仅是根据西方的宗教观念来理解道教，充其量只有解释学的意义，正确性如何却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刚才卫东教授说得很好，对于道教史的研究，应该对“教”的定义进行重新思考。以道教和中国化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它有很大的精神维度区别于西方一神教，很多学者以西方宗教来看待道教，只看到了其中的宗教信仰属性，看不到其中的文化属性。刚才我讲到，道教是重要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而且是最早的这一部分，所以他们看不到中国宗教的人文性、此岸性、功效性，以西方宗教观念来剪裁中国宗教，其结果将导致文化虚无主义，这是很不可取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讲三教，讲儒、释、道，这个“教”与西方宗教的“教”有很大不同，这个“教”的意思除了信仰意义上的宗教之外，主要承担政治、道德等社会教化之责，此即教化之道。虽然与儒家的教化之道不同，但是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与政治社会相关联的取向。而且我们说宗教分为一神教和多神教，那么道教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呢？这二者都不是，道教是超神论的宗教。《老子》第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讲“域中有四大”，道居四大之首，“四大”最终都从属于道。庄子说“神鬼神帝”，这就是说道是唯一、至上、根本的终极存在，居于鬼神之上，以“道”为教就把道家道教联系为一体，这样二者就是不可分割的了。从这一角度而言，道教是超神论宗教，这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创性与原创性，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道教的立教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一神教，因为“道”是贯通神与人、灵与肉，是统合形而上与形而下，打通了人与自然的分界的，并没有表示“我思故我在”，而是指向一个具有连续性、整体性、贯通性的独特精神传统，这个传统是人类文明自石器时代以来的主流精神传统。美国加州学派的奠基者伊利亚德认为，人类石器时代以来主要的精神传统都保存在萨满教之中，而道教与萨满教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虽然许多精神传统在别的地方都丢了，但是在《道藏》中一直保存着，相比之下，西方文明传统孕育的一神教反而是个特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张光直先生非常有见识，他在《中国青铜时代》中反复讲这个事情。因此，只有正确把握道教立教的独特精神，才能对诸如道教起源及分期、道教与道家的关系等问题有合理的认识。
我也很同意光春兄刚才讲的。他刚才引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献，那就是《魏书·释老志》，这里面是讲道家之源出于老子。但是这里面理解的老子不是一个人格化的老子，而是一个神格的老子。它里面说“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轩辕、帝喾、大禹都是帝王，在读正史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秦皇汉武会去求仙？其实这源于帝王本身的一个道教传承。帝王道教是道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古代传统中，帝王是贯通天人的，帝王把社会治理好，然后去泰山封禅，在封禅中被上天认可了，那么就能够进入超越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秦皇汉武要去封禅。如果不把帝王道教的传承说清楚，那么后面的古史也就讲不清楚，所以我们也要了解黄帝为“道宗”这个说法的根据是很深厚的。
蒙元时期以全真教高道为主体，道教内外对诸如道教的起源、分期等关涉道教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其参与者在教内主要有毛养素、姬志真、李鼎、朱象先等教史家，在教外则主要有徒单公履、辛愿、宋子贞、赵孟頫等士大夫，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全真教的外护。这次讨论涉及的论题有道与教的分判，道教与法教，宫观、道士的起源，道教不同时期的特点等重要教史问题。虽然此次道教史大讨论并没有某一个特定的组织者，但讨论的确围绕上述问题意识来展开。当然蒙元时期全真教对这些道教教史问题的讨论，并非仅仅出于对道教史的知识兴趣，其主要用意乃在使全真教这一新道教顺利接续道教的大传统。其中毛养素勾勒的道教史将道教区分为道教与法教。他认为道教源于轩辕黄帝，历七十二传，始至太上老君，然后经汉天师张道陵、寇谦之、吴猛、杜子恭、叶法善之嗣续。他认为法教则始于北宋徽宗政和时期，高道林灵素是其代表。还有一个姬志真，他是郝大通学派的，王志谨的徒弟，在至元年间被封为真人，他的《云山集》写得非常好，其中在元仁宗延佑六年（1319）李怀素所刻《云山集》中有一篇文章叫作《玄教袭明论并序》，里面认为道教的传承应该源于三皇时期。这是我看到的最古老的一个对道教史的建构，他对每一个时期的道教都有一个概括，比如认为汉唐道教的特点为“法箓符篆，祭醮斋科”。姬志真也同意用道教与法教来进行分判，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同。
上面这些是道教内部对道教起源的看法。同时，教外人士也有一些看法，这些人主要都受到了苏东坡的影响。苏东坡在《上清储祥宫碑》中写道：“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浄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后面又对各个时期的道教特点进行了总结说明。苏东坡在此首先将道家的历史追溯至黄帝，这就实际上将道家等同道教。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对道家、道教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刻意予以分别。苏轼对道教的这一论述，对北宋以后士大夫有关道教的认知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我说五帝与道教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考究。道教内部认黄帝为“始祖”，我们也要尊重教内的说法，但是要进行现代的解读，我们要夺回话语权，建立自己的道教史，把我们道教的独特性展示出来。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赵卫东：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发言！我们看到张老师与卢老师、樊老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卢老师主张以历史学的方法探讨道教起源问题，樊老师也支持这样的看法，但是张老师似乎更看重道教内部对于自身历史的建构或追溯，这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道教毕竟是一种宗教，历来对于道教起源问题也就有两种视角，到底是按照历史学的方法，以一种客观的态度，从历史文献中寻求、思考道教起源的问题，还是作为一名道教的信仰者来看待道教的起源问题？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是刚才说的，是把道教作为历史学的对象，还是作为一个宗教学的对象，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张老师的这个探讨非常有意义。今天上午的讨论到此为止，下午我们继续。
赵卫东：我们今天下午发言的学者有四位，分别是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强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主任汪桂平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主任刘固盛教授。对以上四位学者大家都非常熟悉，我在这里不再过多介绍。下面首先有请盖建民教授发表高论！
盖建民：高论不敢说，我觉得卫东兄召开这么一个会议，在学术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关于早期道教史的研究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如果去中国知网检索一下，现在关于道教研究每年发表的论文远超二十年前，现在一年的发文量可能是过去五年、十年的总和，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还有一个态势就是，在这些道教研究的论文里，最多的还是关于早期道教研究的，这个是我们道教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与樊老师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的交流，我们也讨论了许多意见。
在目前的学术界中，为什么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原因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学者要把这个问题往前拉，海外的学者为什么要拼命往后拉，这刚好是我们国内外学者不同的一个取向，其中存在某种张力。那么怎么看待早期道教史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站在学术的立场来谈这个问题。上午我们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涉及教内与教外的立场、历史学的与宗教学的立场，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要秉持一种“中道”。首先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历史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宗教学意义上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为什么呢？我认为讨论问题首先要明晰概念，一定要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前提上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想要谈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在讨论道教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有概念游移的问题。比如樊老师的大作《陕西道教两千年》，其中认为道教历史有两千年，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也可以这样说，道教有五千年的历史，同样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道教的历史与道教成立的标志是两个概念。道教的历史非常长，我认为有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道教是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长，道教的历史就有多长，这不为过。道教史从哪开始书写与道教创立的标志是两个问题。我完全同意道教史从黄老开始写，从太上老君开始写，卿先生也这么认为。我们现在表面上看来对于道教起源问题的分歧很大，但是当我们把概念理清楚后就会发现，其实相互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尖锐。比如，卿先生的《道教史》，他追溯道教的历史是很长的，只是卿先生要讨论道教产生的标志是从哪里来的，这与道教的历史有多长并不矛盾。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道教起源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学术积累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四十多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有必要站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的学术史进行一个反思。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有必要对这个“元问题”进行再思考，这在学术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还有一些新发现的史料，这让我们对过去学术界的一些传统认识进行反思也是合理的。那么如何去解决道教起源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既是一个“元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通过我们几次的讨论就解决掉。但是我也想表达一些自己的见解。
上午有许多学者用创生型宗教与原生型宗教来区分西方宗教与道教，这种区分方式有启发意义，但是不能反映我们本土道教的特色，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道教的源头是多元的，在这个多元的基础上是有一体的，它既不是一神教，也不完全是多神教，所以我认为道教是“多元一体”的。如果从道教本身的“神哲学”而言，我更倾向于讲道教是一个“化生型”的宗教，是从“道”化生万千事物。前面一直在讨论道教的创立者是谁的问题，而道教内部有一个“三祖说”，即“始祖”是黄帝，“道祖”是老子，“教祖”是张道陵，这个说法在道教内部的叙述体系中十分常见，上午广保老师也讲到在元代全真道内部也有这个说法。为什么说黄帝是“始祖”呢？因为从道教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来说，黄帝是人文初祖，而老子是“道祖”，这是把老子转换为“道”的化身，同时作为一个教化的宗教，有一个“教祖”，这就是张道陵。道门的这种“三祖说”可能把道教起源的问题说得比较圆融，而且符合“化生型”宗教的内涵。我们不要纠结于到底是谁创教，这三个人都是“道”的化身，都是创教人，这是我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对于创教人的讨论，我们要摆脱信古派，也要摆脱疑古派，我个人比较赞同道教史“元问题”的建构，这是一个师古派。早期道教的问题之所以常谈常新，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许多资料的运用常常介于信与疑之间，而这些材料怎么运用，我认为是有一个解释学系统的，我们应该去重新建构它，在建构的过程中，可能要遵循一定的学理与依据，照顾到历史的传统与道教的传统，不能走极端。因此，我在这里作出一个简要的意见，我们写出的《道教史》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可能会比较符合现在提倡的“守正创新”。所以我认为道教的创立属于“多元一体”，这个“体”就是“道体”“神体”“教体”，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孤立地讨论。我们既要尊重教内的观点，也要尊重学者的观点。
我就先谈这几点吧，不足之处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赵卫东：非常感谢盖老师的精彩发言！盖老师简要地说明了自己对于道教起源问题的看法，我也很受启发。给我的一个印象是，盖老师非常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新看法，认为道教的创立是“多元一体”的，道教有道体、神体、教体，而且遵循教内的“三祖说”。下面有请强昱教授谈一下他的看法，大家欢迎！
强昱：到山东来就像回家一样，有很温馨的感觉。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四五年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而且这种展开有一个很特别的契机，那就是熊铁基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今年我有幸受到固盛兄的邀请，让我系统地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就写了《与神为一：中国历史的起源与文明的发展》如此巨大的一个题目，这是为了对熊先生的看法作一个深度的响应，我今天想谈的问题仍然是这样一个认识的具体表述。
我想谈的问题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今天上午国龙兄、光春兄、广保兄所谈到的，对于中国哲学或者中国宗教的历史性叙述，与我的观点一点也不矛盾，但是我认为后人对历史的追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必然要遵循一个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可以转化为道家对历史的一种抽象化、理性化的概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正是因为这个成果，我才觉得道家的历史观，包括后来道教的历史观，能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作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历史观。历史从蒙昧到文明，以及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异化问题，道家对其给予了深刻的哲学思考，知道怎么突破这种异化，走向新的历史发展。
第二点是，在建构或者追溯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处理所面对的不同资源。这是广保兄特别强调的一点，说道教文献里面保留了石器时代以来的文明记忆，我有时候琢磨广保兄的说法，感觉既打开了我的思路，又让我震惊不已，因为我当初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引用了社科院考古所历史学家冯时教授对出土文献研究的成果。按照他的说法，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能要推究到八千年之前。后来有一些年轻学者说，强老师的主张是中华文明始于八千年之前，但这不是我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具体的历史阶段发展的标志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会产生非常大的争议。我对考古学的东西时刻都抱有强烈的关心，究竟是埃及文明起源早，还是两河文明起源早，这在近二百年间争论不休，现在的结论是两河文明稍早于埃及文明。我们从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我们评价的标准、依据的素材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那么如何对其作进一步的考察，在对历史的反省和对内涵的揭示当中，我们究竟应该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特别关心的。从先秦以来到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巨大转型，使我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是回到孔子与老子，探究在春秋战国那个阶段里面，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核心点究竟在哪里。结果我发现了一个主题词，儒家与道家都以“修身”作为核心基点之一，而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只有道家的一个独特因素，那就是“守一”或者“内观”，因为“守一”或“内观”与后来道教中的“存思”或者内丹修炼具有密切的联系。这样一个问题的发现，也就促使我最近十年以来的重点阅读对象集中在三个经典之上：《吕氏春秋》《淮南子》，还有《太平经》，当然我也重新阅读汉代的作品。在这样一个阅读过程当中，我改变了过去非常多的、完全以逻辑化建构来考察道教哲学历史贡献的倾向性。也就是说，如果简单地以哲学的立场去考察道教在中国历史文化当中的贡献，不考虑它宗教性的根本属性，那么我们对道教问题的认知会产生非常大的偏差。由此我追溯了经典当中问题发生的根源，那就是《庄子》与《列子》当中提出的“同一”的概念。“与神为一”是他们共同的一个命题，当向这个命题里面追溯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起源的焦点被我们后人淡化了。现在陕西省蓝田县就有一个华胥镇，按照古人的说法，华胥是伏羲与女娲的母亲。当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周穆王在先秦时期通过巡游所产生的历史变化的具体解释，只保留在道家，或者阴阳家和神仙家的谱系当中。当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以往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当孔子与老子相遇之后，孔子三日不谈，子贡就对老子产生了深重的怀疑，从而产生了后来收入《史记》中的老子的“游龙”形象。我把这个历史线索简单地一梳理才发现，《列子》与《庄子》里面提供的不同于今天“五经”的一个历史观，有着深厚的历史象征意义。要知道古人表述的语言和今天不一样，在那种高度“入境”的状态下，他们用“梦”和“觉”来表述。究竟是在梦境当中还是清醒的状态下，对问题进行追溯，这样的追溯由《列子·周穆王》与《庄子》进行了深度的发挥。《列子》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这样一个解释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以至于《文子》《太平经》，甚至可以到《春秋繁露》这样的两汉经典。这整个经典系统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变化，才让我们看到为人类文明所共同遵循的一条道路，那就是思想的缘起不仅仅来自经验的积累，还有“启示”这一极其深厚的含义。我们中国哲学或中国宗教不用“启示”这个概念，而是用“生命体验”作为说明，从《庄子》《列子》到《吕氏春秋》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我们如何去追溯这种遥不可及的过去，那就是用生命体验。这样的生命体验就构成了历史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也就相应地解释了老子和孔子，以及前面的周公与黄帝，他们心灵之间跨时空的对话何以可能。
下面我想要突出地强调一下，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现成的西方理论和我们已经形成的解释传统，以及两者在认知上的不统一。上午广保兄对这种不统一进行了简单的概括，但是我们要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宗教思想或者人类精神中超越性向往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其他解释的思路。除了一神教之外，还有二元神论，有多神论中至上神的问题，所以张光直先生的话在我看来还有非常大的补充余地。在解释这个历史继承性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有两个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就是历史学、考古学领域提出的核心观念：第一个是年代学，不能把历史的先后顺序颠倒，如果颠倒了我们就无法建立这种时空坐标；第二个是类型学，类型学存留在器物当中，通过比照我们可以发现器物的年代。我们今天可以发现，中国土地上仍然保留着两河流域的完整形式，所以一些中国学者就认为中华文明是从两河流域过来的。这可以是一种解释，但不一定是定论，因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作为具有创造力的主体，人类可能会产生或发展出相同的成果。
从这样一个认识往后延伸，我认为我们对于道教起源问题的探索，如果站在不同的视角，从一个纯粹教外学者的视角，我肯定毫不犹豫地支持拥护尹志华教授的主张，那就是制度化的宗教与非制度化的宗教之间截然不同。看一看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对史前文明历史的分析，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彼此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继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施舟人先生那样的结论是充满感情的，他说：“道教是中国的文化金库。”而且当着我的面说：“作为道教的研究，我们之前开始得比你们早，我们有我们的成绩，但我们外国人永远要向中国学者学习。”我是第一次听到施舟人先生如此深切的一个反思。当我们阅读经典的时候，经典里面，尤其是道教的经典体系里面，教内对自身历史渊源的判断，有其非常合理的地方，我们要尊重教界的自我认知。但是我们要注意，起源与创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要纳入世界的话语体系当中，一定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自觉。自觉在哪里？制度化的宗教所需要的一系列要素，好比汤一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所提出的观念，是对以往宗教学理论的总结。我们不能把西方学者已经取得的合理性因素在我们这里人为性地回避掉。如此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可以认为道教的发展第一个大变革是黄帝，第二个大变革是老君，第三个大变革是张道陵，我们都可以梳理出历史演变的线索。
我刚才提到的“梦”和“觉”的问题可以和许多东西进行对照，梳理先秦到两汉的线索，包括实践领域所取得的具体成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我在这里还是想强调，我们所说的历史的缘起，和宗教学领域所说的创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对此要予以一定的区分，不能以一个历史学的尊重与维护去瓦解宗教学的认识。还有一个就是，历史中经典神圣性的确立，不单纯是对历史的忠实描述，可能还有一个超越了记述形式的精神性内涵的把握。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赵卫东：非常感谢强老师的精彩发言！我们知道强老师过去研究道家，他刚才发言中提到的几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道教的历史建构与生命体验的问题。我们是否要把道教与道家相区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道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创立并不是同一回事。还有一个就是道教历史解释的问题。道教历史是建构的，还是解释的。我们是要追寻道教起源的历史事实，还是要看待道教内部对历史的建构，或者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所形成的对这个问题的构造。这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主任汪桂平研究员发言，大家欢迎！
汪桂平：首先非常感谢赵卫东教授的盛情邀请。刚才听到各位学者的发言感觉很受启发，不虚此行。我以往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多，但近些年来学界对于这个问题越发的关注，我也有些思考。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形成定论的问题这些年又开始重新讨论？下面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梳理。
前面盖教授说这是学术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结果，这个我比较赞同。如果我们回顾道教研究的历史，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道教研究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研究的学者并不多，研究成果也大多是借用西方或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式。五十年代，道教研究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改革开放之后，道教研究才迎来了复兴与发展，直到现在仍是一种比较繁荣的局面。前一段时间我们做学术梳理也发现一个现状，那就是现在道教研究机构逐渐增多，研究人员也在逐年增长，根据统计，目前涉及道教研究的人员约四百余人。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研究资料，尤其是考古资料的发现，促使研究不断深入，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是我们道教研究升华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就是与我们现在的文化氛围有关。我们现在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从学者而言也是这样的。我们以往都是跟着外国的学者走，随着不断的研究我们也发现，西方的理论对于道教研究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并不能够解决我们中国宗教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会反思，是不是应该建构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对于学者有这个问题，对于道教界也有这个问题。道教界内部一直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我们的学术著作不太能够一致，所以教内也会有自己的文化自觉。
第三点就是，自从“五一七”讲话之后，都在进行三大体系建设，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能跟着西方的话语体系走。在这种学科发展的背景之下，道教起源问题也就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
赵卫东：非常感谢汪老师的精彩发言！汪老师主要是反思为何道教起源的问题能够成为热点，她提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像前面盖老师所说，这是我们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我们对于道教某些问题进行再思考，思考的结果如何是一回事，思考本身就给学术带来了深化。第二个就是，这与我们当前提倡的文化自信有极大关系。我们作为道教学者本身也要自信，我们未必要用西方的模式来理解道教，这其中有一个理解范式的转换，我们今天要反思这个问题，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道教的问题，或许能够有新的发现。第三个就是与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有关。我们现在要重建中国学术的话语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完全剔除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哲学、中国宗教研究的影响是几乎不可能的。汪老师的反思是非常关键的，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下面有请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主任刘固盛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刘固盛：谢谢卫东教授！我今天来是有任务的，我重点是介绍熊铁基先生关于道教起源研究的观点以及一些思想。我来的时候告诉熊先生，要把他的文章拿过来进行交流，熊先生也很高兴。因为最近十多年，老先生的主要兴趣与精力都集中在道教起源的问题上，最近五六年发了十多篇文章，他今年八十七岁了，兴趣越来越大，还在继续这个问题的思考，最近又完成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也快要发表了。所以我今天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介绍熊先生关于道教起源的观点，三分之一的时间谈一谈我自己的认识。
今天听了各位学者的发言很受启发，大家有这么一个共识，那就是讨论道教起源的问题要重视历史学的方法。去年，法国学者高万桑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中国近代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他里面有一个观点，认为近代道教的研究要有历史学者的参与才能够得到完善。我觉得说得很对，恰好熊先生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他看问题的方法确实有一个他的考虑与特点。我们对老先生最近六七年的十几篇论文进行了归纳，把他的主要观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道教的“名”与“实”。老先生认为道教的名称，如《魏书·释老志》以及《老子想尔注》当中提到的都是泛指，真正表示某个道派时都是以某某“道”称呼，比如五斗米道、太平道、天师道、正一道、全真道等等都是某某道，所以他就认为黄老道、方仙道也应该是道教。
第二个就是道教的“杂而多端”。这个判断是元代马端临提出的，他在《文献通考》中说“道家之术，杂而多端”，显然这里说的道家指的就是道教。老先生认为“杂而多端”不是对道教的否定性判断，反而体现了道教的一些特征，比如道教思想的多元性，其中包含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等，以及原始的宇宙论都是道教思想的来源，最后形成了道教的神仙信仰。道教的“杂而多端”还表现为道派众多，熊先生认为，虽然道派众多，但是表现为“共祖共生”。“共祖”就是只有一个道祖，那就是太上老君；“共生”就是每个道派都能够和谐共处、互相交融、互相吸收、和谐发展，体现出一种包容性。同时，杂而多端，但杂而不乱。道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杂，但是有一个核心，那就是“道”，它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以道为教”，有一个“道”与神仙的结合。熊先生从而认为，道教是一个原生性特征突出的宗教。
第三个观点是，道教产生的历史脉络包括从鬼、神、仙的演变到巫、方、道的发展。这篇文章发表在《宗教学研究》上，并且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了。我在多个场合表示，这篇文章是熊先生十几篇关于道教起源的文章中写得最精彩的一篇，是神来之笔。熊先生认为，从文字学的发展来看，“鬼”这个字，甲骨文、金文里面都有；“神”这个字，甲骨文里没有，金文里有；“仙”这个字，甲骨文与金文里面都没有，所以应该是“鬼”这个字最早，“神”晚一些，“仙”更晚一些。那么与此对应的就是沟通人与神的主体为巫、方、道，巫对应鬼，方对应神，道对应仙，从而形成了依次渐进、不断发展的信仰的历史过程。“鬼”的信仰应该是夏、商、西周都有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说明那个时候鬼神的信仰是存在的。神仙的信仰比鬼神要晚一些，神仙信仰的盛行应该是在战国时期。我有一个补充，“神”的信仰是信仰的事实，但“仙”的信仰就有人的主体性在里面了，“仙”是人去追求，比如吃不死药，都是人主动地去参与。所以熊先生认为，战国与秦汉时期是方士、方术的时代，方士、方术与神仙信仰结合就是方仙道。到了西汉，道士与道术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黄老道。
第四个主要观点是，早期道教有三个主要派别，第一个是王母道，第二个是方仙道，第三个是黄老道，他认为这是早期道教的三种具体形态。熊先生认为，方仙道就是一个相当完备的道教，因为有“术”，有仪式，有师徒传承，有信众、教团，宗教的要素都有。黄老道可以追溯到战国，与齐国关系比较密切，到西汉时，它的发展到达一个鼎盛时期。这有许多的表现，比如说黄老道与国家祀典的关系十分密切，都崇奉“太一”，有众多的庙宇与方士，并且有许多的经典。他认为《汉书·艺文志》里面的《数术》《方技》都是黄老道的经典，刘安还主持编纂了一批道书，比如《内书》以及《外书》《中篇》八篇多言“神仙黄白之术”，这些都是道教的经典，当然这些书都没有留存下来。还有就是《包元太平经》，这个书也值得重视。再就是丧葬习俗中充满了道教信仰，比如汉墓里的壁画、画像石有许多关于神仙信仰的反映。通过这些，熊先生认为道教已经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中非常盛行了。
这是熊先生的一些主要观点。我跟熊老师说，您这些观点都有文献作支撑，但是道教是如何把老子、神仙相结合的，这个应该通过文献说清楚，然后他就写了一个《黄、老、道》来说明这个问题，用于说明从黄帝到老子、从老子到道教的发展过程。以上就是最近的一些情况，下面我想讲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因为经常有幸和熊老师讨论问题，对他的许多观点我有些是很赞同，有些是持保留态度。比如方仙道到底是不是道教？卢老师在《道教哲学》中写过一个观点，尹志华也引用了，就是说方仙道是道教的一大渊源，但是不能称为道教的关键，因为道教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组成教团，而在于是否具有作为信仰之理论根据的“道”。我对卢老师这个观点作一个肯定性的解读，那就是说，如果称为道教就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信仰，一个是有信仰基础的“道”，其实就是神仙信仰与老子的“道”结合起来才是道教。这两点作为道教的标准我是非常认可的，以这两点来考察道教的起源，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道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创立确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清楚，道教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认为，如果有一个组织，既有神仙信仰，又有老子的“道”作为理论基础，就可以认为道教形成于此，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今天上午卢老师说，我们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道教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足，那么我们以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的时候，不要忘记道教是一个宗教，有神学的特征。我们要注意这个特征，樊老师认为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那么我认为这个神学特征不够，这也是我的一个疑惑。以方仙道作为道教起源，它具有神学的特征，可是有没有把老子的“道”收纳进去？现在的普遍看法是还没有。方仙道作为道教起源还有怀疑，但是我认为黄老道可以。黄老道确实是道教的一个形态，只是在时间上，黄老道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还是个问题。尹志华老师认为黄老道到东汉才出现，这个有些太武断了，我认为不一定。尹老师还认为《包元太平经》不一定是道教的经典，我认为这割裂了《包元太平经》与《太平经》之间的关系，这个还可以商榷。因为《包元太平经》与我们现存的《太平经》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考察道教起源的时候，不能割裂二者的内在联系。我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作《黄老道新论》，我在里面第一个观点认为，黄老道就应该是道教而不是道教的前身。第二个观点认为，黄老道在东汉之前、两汉之际、西汉末年就有了。现在我认为黄老道在西汉就有了，因为我注意到汤用彤先生在论黄老学的时候，认为西汉时就有“黄老”，但是没有说究竟是不是黄老道，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在这里留了一个开放空间，留待后人研究。黄老学从战国到西汉作为政治思想是大家认可的，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时期中黄老道的“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政术”，很少解释为“方术”；如果把黄老之术解释为方术、法术，那么这个“黄老”当然也就通向黄老道，就具有宗教意味了。至于经典、教团，熊先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这里补充两个材料：一个是司马迁的《老子列传》，里面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这不是司马迁的观点，而是他那个时代的描述，司马迁那个时代的人可能都认为老子有二百多岁。为什么他会这么长寿呢？因为他修道而如此长寿。这段文献里面就已经有一点神话化了，老子解释“寿”为“死而不亡者”，这就非常符合道教教义的形态。第二个是《汉书·张良传》里面的一个材料，说“乃学道，欲轻举”，说张良是以黄老之学辅佐西汉治国的，这没有问题，那么这里说的“学道”是什么“道”呢？颜师古在《汉书注》里面说“道谓仙道”，这里加了一个“仙”，就把老子的哲学与神仙信仰合在一起了。不过这是唐代人的观点，汉代人到底是不是这么认为的还可以研究，不过从文献上面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看出黄老道在西汉的时候确实已经很盛行，已经有信仰和理论基础的结合了。这是我在熊老师的观点上所作的一点小小的补充，非常感谢大家！
赵卫东：非常感谢刘老师！刘老师首先介绍了熊先生的基本观点，有四个方面。熊先生可能是关注这个问题最多的前辈学者了，我也很佩服熊先生，今年八十七岁了坚持写文章，刘老师提出的问题熊先生也会接受，我们要向熊先生学习。同时，刘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强调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道教作为一个宗教所具有的特殊性，一个是神仙信仰，一个是对老子的崇拜。刘老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老子进行神化的？这很重要，当老子不是神的时候是不是道教的祖师？我觉得从对老子的神化开始，道教就出现了。同时刘老师的发言也给我一个启发，那就是道教的主旨到底是什么？这直接与道教起源的问题有关。道教主旨到底是“道”还是“神”，如果是“道”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追溯到老子；如果是神仙信仰，那么道教的起源可能就要向后考察。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