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老学关于“道法自然”的诠释

刘固盛（本文原载于《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中的经典名句，体现出老子思想的根本性意义和道家的核心价值追求。但对于“道法自然”这一极为重要的命题，自古至今，存在诸多不同的理解，从河上注的“道性自然”、王弼注的“道不违自然”到现当代老子研究者的诸多解释，可以说各有道理，却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的定论。看来，该句的解释确实是老学史上的难点。宋代思想活跃，老学研究成就突出，其中有关“道法自然”的诠释也有独到之处，本文拟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并进一步揭示其思想史意义。

一、河上、王弼二注解释的异同及在宋代的影响

在老学史上，河上注和王弼注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注本，两注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也很有代表性，影响深远。由于“道法自然”与前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是首尾一贯的，故下文在征引相关注解时一并引用。河上注云:

“人法地”，人当法地，安静和柔也。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有功而不置。“地法天”，天湛泊不动，施之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净不言，阴行精气，万物自然生长。“道法自然”，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老子集成》第一卷，第150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数和页码)

河上注把“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性自然，无所法也”，其可取之处在于突出了老子之道的本原性，强调了道的核心意义，彰显出道的最高地位，而把自然看作是道的属性或者本性，也是符合老子道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的。正因为如此，河上注的这一解释成为经典性的注解，为后来众多注老者所采纳。不过，河上注把“道法自然”解为“道性自然”虽然很经典，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法”字没有得到落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中的三个法字显然都是动词，在注中有“效法”之意，而“道性自然”，法字消失了。究其原因，如果把法理解为“效法”，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这种递进式的理解尚且可通，但把“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似乎在道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自然存在，这显然与老子视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不相符合，故河上注回避了这一问题，而释为“道性自然，无所法也”。因此，从文本与义理相统一的角度来看，河上注的这一解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再看王弼注:

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顺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第一卷，第217页)

王弼注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法”解释为“不违”，也即遵循之意，这样，法字全部得到了落实，而且从“人不违地”到“道不违自然”，语意是首尾贯通的。王注与河上注比较起来则有异有同。其异者，除了对“法”字的解释有异，河上注的自然指道本身的性质而言，王弼注的自然，按照王中江教授的观点，是指“道法万物之自然”，即“道遵循或顺应万物的自己如此”，自然是针对万物或者百姓来说的。(参见王中江)这一见解很有启发，可以认为是对王弼注的一种合理解读，也是和河上注不同的地方。但是，王弼注和河上注也有相同之处。“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既可解读为“道不违万物之自然”，也可解读为道本身的自然，因为“乃得其性”中的“其”显然是指道而言，即道不违自然亦是道的本性，也就是道性自然，自然是道的属性，与河上注相通。实际上，不违万物的自然，不违百姓的自然，都是道性自然的体现。只是河上注突出了道，王弼注突出了自然。另外，河上注似乎把人、地、天、道四大视为一种递进式的关系，并认为道为最高存在，所以到“道法自然”时，这个法字就无法落实了，王弼注则认为人、地、天、道四大是转以相法的，至于四大之间是否有先后次第，没有明确说明。

河上注和王弼注关于“道法自然”的解释在宋代都有重要影响，例如吕惠卿《道德真经传》的注解:

人以有形而合于无形，于地亦然，则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为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第二卷，第666页)

吕惠卿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老子》注在当时与王安石儿子王雱注并称，影响很大。吕惠卿指出道以无法为法，这是吸收了河上注的观点，但又认为四大之间可以转以相法，则是受到了王弼注的影响。类似的情况如曹道冲的注解:

人与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则于地，而知刚柔之分。地静而承顺，法则于天，清明刚健，崇高至极，而未能混于无形，故法于道也。道无可法，自然而已。(第四卷，第597页)

又如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注云:

人法地之安静，故无为而天下功。地法天之无为，故不长而万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产而万物化。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无所法也。无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第四卷，第151页)

大致说来，上举各家关于“道法自然”的解释，基本上是河上注与王弼注的综合。其中有两个要点:其一，道性自然，道是最高的存在，无所取法。其二，人、地、天、道四大转以相法。李霖注取老学史上的“各家之善”，但25章的这条注文为他自己所加，其中“道法自然”采纳吕惠卿注，反映出他对吕注的认同，但思想主旨则仍不离上述两点。

二、宋代关于“道法自然”的新解

宋代老学中关于“道法自然”的诠释，除了吸收河上注、王弼注的观点外，亦提出了不少其他的见解，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等不同的角度，下面分而述之。

1. 哲学诠释

如果把《老子》“人法地”至“道法自然”解释为人、地、天、道之间转以相法，似乎人、地、天、道存在先后秩序，很容易使人理解为四者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由此得出自然高于道的结论，这显然与老子原意不相符合。因此，宋代一些老子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人、地、天、道四者之间没有先后之分，它们之间也并非转以相法，自然不是一个最高的、根本性的概念。如王雱注:

自然在此道之先，而犹非道之极致。假物而言，则此四者如以次相法。而至论则四者各不知其所始，非有先后。《庄子》曰: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在物一曲。佛氏曰:非因非缘，亦非自然。自然者，在有物之上，而出非物之下。此说在庄、佛之下，而老氏不为未圣者，教适其时，而言不悖理故也。使学者止于自然，以为定论，则失理远矣，不可不察也。(第二卷，第707页)

王雱的《老子注》在北宋各家注中颇有代表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吕惠卿注。据王弘《山志》云:“注《道德》、《南华》者无虑百家，以予所见，而吕惠卿、王雱所作颇称善，雱之才尤异。”(王弘，第129页)王雱认为，从“物”的层面来看，人、地、天、道之间是按照次第相法的，但“至论”也就是最好或最高明的解释，则是四者之间没有先后关系。王雱又引庄、佛证老，认为自然“非道之极致”，学者解老，如果仅停留于自然，而不去追寻更高的道，则是失察的表现。王雱的解释可能受其父王安石的影响，因为王安石也认为自然并非老子思想中的最高概念，他说:“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也。盖自然者犹免乎有因有缘矣。非因非缘，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学者观之，则所谓妙矣。由老子观之，则未脱乎因缘矣。然老子非不尽妙之妙，要其言且以尽法为法，故曰道法自然。”(同上，第566页)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还是说的“道大”，学者觉得自然很高妙，但老子并不这样看，认为自然还是存在局限性。北宋官员章安解《老》同样指出:“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则自然者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非道之全也。惟道出而应物，故下法焉。四者各有所法，非有先后，亦莫知其所始也。”(第三卷，第498页)也即说，自然不是道的全部，道高于自然，道法自然是道为了应物，自处于一个低下的位置而已。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地、天、道四大之间非转以相法，法的主体是人或王。如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说:

人法地之静重，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无为，道法自然而然也。人虽止言法地，而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泝而上之，皆循自然，岂可妄为哉。清静无为，循乎自然，此天地人之正也。(第四卷，第413页)

范应元指出，人法地，并不是说人只是法地而已，人还要要继续上溯，法天，法道，遵循自然，不可妄为。因此，自然并非仅指道而言，天地人都循乎自然。人、地、天、道四者不是递进关系，而是相互贯通的，法的具体落实者则是人。达真子也注:

道也者，固无所法也，以其相因而相成，相继而相用，固若其法尔。王者能尽人道，以人道之施为则应于地，故人法地也。以地道之化养则应于天，故地法天也。以天之运用则应于道，故天法道也。以道之充塞则应于自然，故道法自然也。(同上，第597页)

此注则更加清楚，道作为老子思想中的最高存在，是无所法的，人、地、天、道之间是一种相因相成、相继相用的关系，其主体为王者。人法地指王者尽人道，但王者不只是尽人道，还要发挥地道之化养、天道之运用，至于道本身则无所不在，归于自然。

第三种观点认为，四者转以相法是针对世俗之人而言，对体道者来说，道最大。苏辙注可为代表:

由道言之，则虽天地与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习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实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复性，则此三者人皆足以尽之矣。(第三卷，第12页)

苏辙指出，相对于道来说，天、地、王都非至大，但世俗之人出于习惯思维，认为三者是最大的，而不相信道之为大，从而认为“道不若自然”。所以，四者转以相法的递进式理解是对俗人而言，对体道者来说，道才是最高的。苏辙进而指出，体道以复性为前提，假使人们在某一天能够恢复至善之性，便将明白道才是宇宙间至高至大者。将道论与复性论结合起来解释“道法自然”，这是苏辙的新见。而苏辙的解释，其重点在于体道者，所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

当然，老子所言四大之间非转以相法的观点也不完全是宋代解老者的独创，首倡者为唐代李约，他的《道德经新注》言:

凡言人属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义云:法地地，如地之无私载。法天天，如天之无私覆。法道道，如道之无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后之学者不得圣人之旨，谬妄相传，凡二十家注义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与经文乖谬，而失教之意也。岂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义理疏远矣。(第一卷，第539页)

李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断句显然不妥，但释义有可取之处，即人、地、天、道四者并非转以相法，人当同时法地、天、道:“盖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同上)这一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宋代的老子研究者避免了李约断句的困境而取其意。现代学者高亨先生也采用李约的解释:“意谓王者法地与地同德，法天与天同德，法道与道同德，总之是法自然。”(高亨，第5页)

2. 政治诠释

宋代老学关于“道法自然”的诠解，除了哲学层面外，还有从政治层面解释的，如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的注:

此戒王者，当法象二仪，取则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静则与阴同德，所载无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变，将运刚健则与阳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复不可执天不移，将因无为，与道同体，其所任物，咸归自然，谓王者法天地则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圣人垂教之深旨，不必专事空言也。(第二卷，第603页)

陈景元指出，老子的意思，并不是指人与天地、道之间转以相法，而是从天下治理的角度垂教，告诫王者既要法地，还要法天、法道，所法之处，都归于自然。道法自然的要旨在于以自然之道治国，而不是去探求其中的玄理。南宋的李嘉谋也认为道法自然的要点是“以王配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区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则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无难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乐之节，尚可位天地育万物，而况于王乎?苟能转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则王之配道，又何难哉?”(第三卷，第634页)李嘉谋认为老子四大之间存在次第，可以转以相法，这点与陈景元不同，但以王配道的政治诠解则是相通的。从政治层面进行诠解的还有宋徽宗注:

人谓王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应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应物，故降而下法。(同上，第278页)

意谓从人、天地到帝王都要法道之自然，道法自然是道自降其地位而因应万物，落实在政治上，则是帝王用无为的方式治理天下。徽宗朝的太学生江澂对徽宗注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盖人非不法天也，而曰法地，地非不法道也，而曰法天，则以语道必有其序故也。要之皆本于自然而已，故终之以道法自然。且即有物论之，则自然在其上;即非物论之，则自然在其下。有自则有他，有然则有灭，自然非道之全也。”(同上，第361页)江澂在注文中强调，老子虽然说“人法地”，但并不是说不要法天了，人还要法天、法道，“地法天”、“天法道”类似，而最终都要以自然为效法原则。相对于道来说，自然仍不是最高的概念，只是道的一部分。他进一步指出，人法地，人即是指帝王而言，道法自然也是针对帝王治理天下来说的:“夫天无为以之清，任万物之自滋，则不产而万物化，斯天之神也。地无为以之宁，委众形之自殖，则不长而万物育，斯地之富也。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则无为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同上)江澂在这里阐述了道家“君人南面之术”的内涵，强调君上虽无为，但要“用天下”，臣子必须有为，而应“为天下用”，此解可谓得道家治国要旨。

3. 宗教诠释

宗教诠释主要包括佛教与道教的诠释，对“道法自然”的注解，则道教更有代表性。如南宋道士吕知常《道德经讲义》之注:

然王者渊默沉静，与阴同德，所宰无私，是法乎地也。地者守一不动，刚健中正，与阳同波，是法乎天也。天者高明至公，出真兆圣，酬酢万变，惟德是辅，与道同体，是法乎道也。唯道则任物遂性，无为自然，孰可拟议乎?至人象地之宁，法天之清，禀道自然，守而勿失，与神为一，道体圆通，出入无碍，所谓自然，其谁曰不可?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旨义博矣。(第四卷，第253页)

此注虽有对天地自然的阐发，但重点在于个人的修炼。至人即体道之人，既法地之宁，也法天之清，并体道自然。这里的自然指抱道守神、圆通无碍的修道境界。南宋道士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也注云:

法者，相因之义也。故语其序，则人处于地，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犹有形，道贯三才，其体自然而已。谓推其相因之意，则是三者皆本于自然之道，盖分殊而道一也。故天在道之中，地在天之中，人在地之中，心在人之中，神在心之中，而会于道者也。是以神藏于心，心藏于形，形藏于地，地藏于天，天藏于道。(第四卷，第367页)

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贯三才，其体自然”，很有见地，其中既保留了道教所崇尚的河上注“道性自然”的意思，也有自己的发挥，突出了道的本体意义，而最后的落脚点则在人的心神修炼上，体现了道教的特色。邵若愚《道德真经直解》则更加明确指出:“人以五常百行修身，而从谦下由取法于地，地之生育取法于天，天之运化取法于一气之道，一气之道取法于虚无自然。”(第三卷，第569页)将“道法自然”解释为“一气之道取法于虚无自然”，完全是道教本身的传统，如张伯端《悟真篇》说:“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王沐，第48页)邵若愚的注解和《悟真篇》所言是一致的。

三、宋代老学“道法自然”诠释的思想史意义

老学史上关于“道法自然”的诠释，从哲学的层面来看，河上注突出了道，王弼注突出了自然，宋代老学则突出了人。《老子》第25章把人列为四大之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为万物之灵，故可以与道、天、地并为宇宙中的“四大”，这是老子对人之价值的极大弘扬。宋人对“道法自然”的注解，除了受河上注、王弼注的影响外，还出现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即老子四大并非转以相法，而是以人为中心，人既要法地，还要法天、法道，并在总体上归于自然。在这一诠解中，人的地位与价值得到了彰显。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违背老子的原义，而且与前面人居四大之一的思想在文意上相贯通。

值得注意的是，郭店楚简本与马王堆帛书本“人亦大”均作“王亦大”，王弼本、河上本也均作“王亦大”，看来“人”字是后人所改。不过，这一改动也是有原因的。试看王弼的解释:“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虽不职大，亦复为大。与三匹，故曰王亦大也。”(第一卷，第217页)王弼认为，王是人的代表，是“人之主”，“王亦大”也代表人亦大，所以“王亦大”的意思，主要在于阐明人为天地之间最尊贵者。后来的一些注老者，为了更好地突出人的地位和价值，则直接把“王”改成了“人”。如南宋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中，“王亦大”便作“人亦大”，并解释说:

人字，傅奕同古本，河上公本作王。观河上公之意，以为王者人中之尊，固有尊君之义。然按后文人法地，则古本文义相贯，况人为万物之最灵，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身任斯道，则人实亦大矣。(第四卷，第413页)

范应元主张作“人亦大”，唐代的傅奕古本也作“人亦大”;又据陈柱《老子集训》的考证:“《说文·大部》‘大’下云:‘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是许君所见作‘人亦大’也”。(第十四卷，第177页)由此可见，《老子》原本此句应是“王亦大”，但汉代已经有人将“王”改成了“人”。唐宋时期“人亦大”的观点更加多起来，其中范应元的看法颇有代表性，那就是人为万物之中最具灵性者，躬身体道，故足可为宇宙间与天、地、道并立的“四大”之一。可以说，后人对《老子》文本的这一改动，使老子重视人的思想更加突出，因此，“人亦大”的改动，非但没有否定老子的原旨，相反离老子思想的本义更接近了。由此可见，宋代老学把“道法自然”解释为人兼法天地与道而归于自然，把对人的价值的阐扬与自然原则结合起来，体现出宋代学者对老子思想与道家精神实质的深刻洞察。

从政治层面的诠释来看，宋代老学关于“道法自然”的诠解，是当时盛行的黄老思想在老学中的反映。宋代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影响十分突出的阶段，宋太祖、太宗和真宗都信奉黄老之治，宋徽宗、高宗也是黄老的崇尚者，吕端、吕蒙正、欧阳修、司马光、程大昌等名臣也都积极倡导黄老。宋太宗尤其是一位深谙黄老之道的皇帝，他对参知政事吕端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第四卷，第543页)他还对侍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还说:“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同上)从中可见他对老子思想的重视。可以说，宋太宗从治国思想到施政实践，都大有黄老之风。

从当时的老学来说，宋代君臣如宋徽宗、江澂、王安石、吕惠卿、王雱等都以黄老思想注解《老子》。如王安石注第6章:“天道之体，虽绵绵若存，故圣人用其道，未尝勤于力也，而皆出于自然。盖圣人以无为用天下之有为，以有余用天下之不足故也。”(第二卷，第562－563页)王安石注重对老子之道的运用，既主张以自然为体，又强调了人道、人事的重要性。其子王雱同样提倡把老子之道应用到现实政治中去，他说:“君人体道以治，则因时乘理而无意于为，故虽无为而不废天下之为。虽不废天下之为，而吾实未尝为也。”(同上，第713页)治国治人之道，在于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无为而不废有为，这是鲜明的黄老之术。可以说，黄老在宋代十分活跃，不仅有多位皇帝倡导并进行具体的政治实践，而且在思想界也很流行。就老子“道法自然”这一命题的诠解而言，陈景元认为是王者法自然之道以治理天下，江澂注疏的主旨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则无为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都是典型的黄老思想。这种从黄老立场进行的诠释，反映出宋代老学发展的时代精神。

从道教的角度看，把“道法自然”解释为修道者的体道自然、心神自然，突出了宋代道教在教义上重道轻术、强调心性修炼的特点。董思靖所撰《道德真经集解》，反对把《老子》视为丹术小数之书。他认为从外丹炼养角度注解《老子》，偏离了老子思想的本真，故他作集注时，凡是丹鼎神仙之术，一概不用，其言曰:“或谓微言隐诀，多寓其间。故以首章有无，为在二丹，则神炁水火也。虚心实腹则炼铅之旨，用兵善战则采铅之方。冲字从水从中，乃喻气中真一之水。三十辐共一毂，为取五藏各有六气之象，及准一月火符之数。如斯等义，今皆略之。何则?性由自悟，术假师传。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纤悉，然后无惑。区区纸上，乌足明哉。况是经标道德之宗，畅无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环中，遽容以他说小数杂之乎?白乐天云:‘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确论也。”(第四卷，第352－353页)董思靖指出，尽管丹术家的“道法经术”各有指归，但用来解释《老子》，则为牵强之说，不足效法。陈景元、邵若愚、寇才质、范应元、白玉蟾、彭耜等等道士注解《老子》，都注重对“道”、对“自然”的阐发。如白玉蟾弟子彭耜深感历代关于《老子》的注释观点各异，使人无所适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搜罗宋代有代表性的各家《老子》注，加以纂集整理，成《道德真经集注》，使之具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主旨:“此经以自然为体，无为为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寿，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汉方术之士所谓丹灶奇技，符箓小数，尽举而归之道家，此道之绪余土苴者耳。”(同上，第541页)这一解老宗旨，与董思靖所言相似。金代李霖作《道德真经取善集》，亦不言术数，而是主张“性命兼全，道德一致”(同上，第121页)。日本学者山田俊认为，李霖解释《道德经》以“性命兼全”为核心，这既是李霖本人的观点，也是宋代以来道家道教思想界的一个普遍性命题，而且和全真道没有直接的关系。(参见山田俊)这一看法不无道理，换言之，“性命兼全，道德一致”是宋代老学中的一个共同主张，也是全真道教义确立的思想基础。宋代道教界对《老子》“道法自然”的诠解，所体现的正是道教教义在当时的变化和发展，并由此达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客观上成为了全真道创立的推动力。

四、结语

老子思想中的“自然”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学术界对此没有太多的争议，但“道法自然”则不然。老学史上关于“道法自然”的理解，除了河上注“道性自然，无所法也”和王弼注“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这两种通行的诠释外，宋代老学中还普遍出现了人兼法天地与道而总体上归于自然的注解，这可视为“道法自然”的第三种诠释。与河上注和王弼注以“道”或“自然”为重点、“四大”之间辗转相法不同，宋代老学的这种注解以人为中心，认为“四大”之间不是转以相法的递进关系，天地与道都是人效法的对象，自然则为人和道的价值属性。不管是论道，还是治国修身，人始终居于主要的位置。宋代的这一解释不仅本身就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在之后的老学史上也是有影响的，如王夫之、魏源对“道法自然”的注释都采纳了宋代的新解。王夫之《老子衍》言:“道既已如斯矣，法道者亦乘乘然而与之往来。而与之往来者，守常而天下自复，盖不忧其数而不给矣……近取之身，为艮背而不为机目;远取之天地，为大制而不为剸割，故可以为天下王。”(第八卷，第570页)显然，王夫之认为“道法自然”的主体是人。魏源《老子本义》讲得更加具体清楚:“末四语以人法为主，盖人性之大，与天地参……言王者何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无不覆，法地之无不载，法道之无不生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第十一卷，第22页)魏源明确指出“四大“之间不是辗转相法的关系，而是“以人法为主”，道与自然都要归到人这个主体上面来。今天，当我们重新讨论老子“道法自然”这一命题时，宋代以来的这种诠释同样值得重视。刘笑敢教授就指出，“老子之自然本质上或其核心意义是人文自然，即人类文明社会中的自然”(刘笑敢，第285页)，“道法自然”则体现了老子的终极关切和最高价值。(参见同上，第294页)“人文自然”的要点在于人和人类社会，表达出了老子对人和社会的深切关注。而这一诠释理念的提出，亦可视为宋代第三种解释在当今老子研究中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高亨，1943年:《老子正诂》，开明书店。

《老子集成》，2011年，熊铁基、陈红星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刘笑敢，2009年:《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务印书馆。

山田俊，2016年:《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思想初探》，载程水金主编《正学》第4辑，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弘，1999年:《山志》，中华书局。

王沐，1990年:《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

王中江，2010年:《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载《哲学研究》第8期。

（本文原载于《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