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的黄老思想

刘固盛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摘要：北宋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北宋多数帝王有崇尚黄老之举，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宋仁宗不仅对黄老十分推崇，并且更加自觉，在位期间被时人及后世称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黄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而宋神宗言及他对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无间然，可见黄老与儒学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具有相融之处，这也是北宋黄老与西汉黄老区别之所在。

关键词：北宋 黄老 宋仁宗

黄老思想作为道家的重要一支，盛行于战国，到西汉初则更加走向了辉煌，学术上出现了《淮南子》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政治上成为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并直接导致了“文景之治”。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之学一度淡出政治舞台，但仍然流传不息，到唐宋时又呈彰显之势，宋代尤其是北宋则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不仅仅是宋初盛行，而是北宋多数帝王都有崇尚黄老的举措，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对于北宋流行的黄老思想，以往学术界仅仅对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帝的情况有一些研究，其他方面则关注甚少。对此，本文拟作进一步探讨。

一、皇帝崇尚黄老

赵宋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经济遭到重大破坏，国家的发展亟需休养生息，因此，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颇能适合宋初的社会要求以及最高统治者的需要。而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也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崇尚黄老之治。作为创业垂统之君的宋太祖堪称有为，但他的为政仍然具有推崇黄老的倾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记载：

真定苏澄善养生，为道士，居隆兴观，唐、晋间数被召，皆疾辞不赴。契丹主凡欲自立时，求僧道之有名称者加以爵命，惟澄不受。于是，上召见之，谓曰：“朕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岂有意乎？”对曰：“京师浩穰，非所安也。”上亦不彊。壬申，幸其所居，谓曰：“师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养生之术教朕！”对曰：“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上悦，厚赐之。

此事发生在开宝二年(969)五月。年逾八十的道士苏澄颇有风骨和见识，先后拒绝了后唐、后晋、契丹的邀请，这引起了宋太祖的重视，宋太祖亲自前往拜见，并召他来京师的建隆观担任住持，却遭到了推辞。于是宋太祖只好询问养生之术，苏澄向宋太祖建议，帝王不能仅仅学养生之道，而是应该以黄老之术治国。太祖听了很高兴，苏澄也因此得到重赏。从宋太祖的施政实践来看，黄老思想确实是有明显体现的，如张其凡先生指出，太祖时期的黄老之治，主要表现在完备和改革各种制度上，以造成可因之势，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在用人上，太祖重用忠厚、通吏道的文臣，目的是为了刑德并用，使法制得以贯彻执行，社会能遂其自然，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太祖的用人之道，鲜明地反映出他的黄老思想，而太祖的主要辅臣赵普则扮演了集萧何、曹参于一身的角色，为政的黄老色彩同样很浓厚。《宋史》赞太祖“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 ，是很有道理的。

宋太宗的黄老思想则更加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宋太祖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则与他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和 雍熙三年（986）两次伐辽失败有关。伐辽战争遭到重创以后，宋太宗才真正落实黄老之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载：

上谓侍臣曰：“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上曰：“朕每议兴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简易治国者，享祚长久。陛下崇尚清静，实宗社无疆之休也。”

这是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和宰相吕蒙正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出太宗对征伐之事尤其是伐辽战争的反省以及对国家治理政策的及时调整。从此，以黄老治国成为他与大臣经常讨论的话题：

上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参知政事吕端等对曰：“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挠之则溃，民挠之则乱，今之上封事议制置者甚多，陛下渐行清静之化以镇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贤者择之，古之道也。”

这段记载既反映了宋太宗把黄老思想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也显示出大臣们与太宗思想的一致性，以及《老子》一书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当时不仅大臣熟知《老子》内容，皇帝也经常阅读《老子》。太宗曾对他的侍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又言：“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用文德致治。”由此可见，宋太宗是一位深谙黄老之道的皇帝。据载：

上闻汴水辇运卒有私货市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揖师，苟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至损折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则万事兼得。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奸慝无所容，故慎勿扰也。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

宋太宗主张为政宽缓，抓大放小，尽量做到不扰民，吕蒙正则以曹参不扰狱市进行类比。可以看出，宋太宗从指导思想到施政实践，确实大有黄老之风。

宋真宗同样崇尚黄老，他于咸平二年（999）对宰相说：“道德二经,治世之要道,明皇注解虽粲然可观,王弼所注言简意深,真得清静之旨也。因令镂板。”并于景德三年（1006）下诏说：“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宋真宗与太宗一样，注意从《老子》中吸取治世之道，颇为重视黄老之学。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还是一个特别崇尚道教的皇帝，《宋史•真宗本纪》称：“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太祖、太宗都优待道士，但真宗尤甚，他不仅屡设斋醮祈禳，还假托梦见神人传玉皇之命，造出了一个“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宣言他就是赵家帝王的圣祖，并建造宫观以事供奉。宋真宗之崇道，实有“神道设教”之意，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打消契丹对宋朝的觊觎之心。因此，他对道教的崇奉与以黄老清静之旨治国有明显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此点同样适用于宋徽宗，宋徽宗作为著名的崇道皇帝，笃信神仙方术，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大力扶持道教，但他的治国主张却是提倡黄老清静之治的。他不但诵读《老子》，而且亲自为之作注，成为继唐玄宗后第二个注《老》的皇帝。柳存仁先生认为：“如纯以理论言之，徽宗之见解，仍出唐玄、明祖二人之上，而能抉道家之窍。”宋徽宗对《老子》的注解，并没有道教神仙的气息，而主要从治国理政方面着手，即主张把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运用到政治上来。强调老子思想中的政治功能，乃是黄老之学的重要特点。不过，相对于前朝诸帝，徽宗虽仍然有黄老之意，却无黄老之治，政治上以失败而告终。

黄老思想并不是在宋初三帝以后就停止了流行。真宗去世后，仁宗年幼继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延续真宗朝的治理政策，仍然崇尚黄老，故宋祁在《皇太后躬谒清庙赋》中曾这样颂扬刘太后：“别苑无从禽，离宫无改筑，此则皇太后守黄老清静之躅也。”由于黄老之政被持续性地推行，宋仁宗、宋神宗也都成为了黄老思想的推崇者和实践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载：

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下三馆校《道藏经》，从之。上因言：“其书多载飞炼金石方药之事，岂若老氏五千言之约哉。”张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国清静之道也。”

这是记载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的一件事，宋仁宗认为《道藏》收录的典籍大都为载炼养方术之类，比不上《老子》书的简约，宰相张知白点出了仁宗实有意于黄老的清静治国之道。可见，宋仁宗对待道教，与前之真宗、后之徽宗有明显不同，他虽然没有明确反对道教，但还是保持了一种较为疏远的态度，他感兴趣的是用于治国的黄老之道。仁宗与张知白讨论《老子》的事，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为官的陈瓘所著的《昭语》中也有言及，其序云：“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校三馆道经，上因言其书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静而简约，张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国无为之术。’臣伏读神考圣训曰：‘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汉文之术，得于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汉文。”神考即宋神宗，仁祖即宋仁宗，陈瓘认为宋仁宗的治国思想和为政实践和汉文帝类似，都是以黄老为宗。他又引宋神宗对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的评价，说明神宗也是推崇黄老的。

陈瓘（1057年—1124年），字莹中，号了斋，南剑州（今属福建）沙县人。宋元丰二年（1079）中进士甲科，授官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迁明州通判、太学博士、秘书省校书郎。宋徽宗即位，被召为右正言、迁左司谏、著作郎等职。陈瓘为官公直，富有才识，时人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宋史》本传云：“瓘谦和不与物竞，闲居矜庄自持，语不苟发。通于《易》，数言国家大事，后多验。”又赞陈瓘曰：“抗迹疏远，立朝寡援，而力发章惇、曾布、蔡京群奸之罪，无少畏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欤！”陈瓘在《昭语》中记载了汉文帝崇尚黄老之事，并收录了关于宋仁宗为政的不少事例（其间也言及宋神宗），通过比较，得出了宋仁宗与汉文帝同属于崇尚黄老之君的结论。陈瓘出生于仁宗朝，所记之事当可信。据《昭语》载：

臣尝谓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无如孝文，然其术出于老子，故仁祖于老氏也取其简约，而神考之于汉文也，谓无间然。盖老异于孔而其本则同，汉劣于周而善亦可取，此二圣之所以垂训也。仁祖皇祐四年谓辅臣曰：“朕临御以来，命参知政事多矣，其间忠纯可纪者，蔡齐、鲁宗道、薛奎而己，宰相王曾、张知白皆履行忠谨，虽时有小失，而终无大过。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轻发耳。”庞籍对曰：“才难自古然也。”上复曰：“朕记其大，不记其小。”臣三复圣训，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见重于仁祖者，盖能以清静之术助无为之化，所谓大而可纪者，其在兹乎。

陈瓘指出，宋仁宗的任人为政，与汉文帝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以黄老治国的典范。而宋神宗谓其与汉文帝“无间然”，说明神宗也是非常认可汉文帝的治国之术的。陈瓘又记：

韩绛言：“林献可遗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臣不敢不以闻。”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闻阴讦之路,可持归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又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韩绛以献可之言闻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开阴讦之路,拒而不受,圣人之虑深矣远矣。昏昏然不可见,闷闷然不可识,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这里说明宋仁宗纳言察人之术深得老子之意。陈瓘还记载：

审刑院断绝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广而断刑若此,有以知刑讼之简,有司无稽迟也。”乃下诏奖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窃见元丰中开封府狱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礼为右丞,下至胥吏,悉获资赏,自是内外有司皆以狱空为悦。盖仁祖以讼简赏法官而神考以狱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惧民,盖有得于老氏。讲《诗》,至《匪风》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上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其义类此。”侍读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之深,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圣君当大有为之时,或创业或革弊,不免有所烦也。仁祖以清静无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终始如一,盖得烹鲜之说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汉文之术出于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汉文,神考谓汉文吾无间然,则绍述之意可知也。

宋仁宗、神宗都主张用较为缓和的法度治理天下，爱护百姓，简刑罚，“以狱空为悦”，崇尚老子的清静无为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仁祖以清静无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终始如一”，宋仁宗在位42年，一以贯之地推行黄老之道治国，实属难得，因此确实可以与汉文帝媲美。正如南宋政治家史浩所言：“夏商之后，周八百年，汉四百年，社稷绵远，政治光明，实由四君宽大忠厚惠养之功有以致此，其后宣王中兴，斯民喜于王化复行，光武再造，人见汉官威仪而增喜，人心如是，固结而不可解，此岂法制整齐之功所能致哉？惟我仁宗皇帝，卽周成康汉文景也，四十二年之间，其所以培养邦本者，至矣尽矣。”而宋神宗对汉文帝的认可，显然也受到了仁宗的影响，故继位后延续仁宗朝的黄老政术。

学界以往论及北宋的黄老思想，大都以宋太宗为代表，但太宗既身负“烛影斧声”之谜，又遭北征契丹之败，推行黄老之治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宋仁宗不仅对黄老同样推崇，并且更加自觉，为政效果也更好，在位期间被时人及后世称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黄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诚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的：“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夫秉慈俭之德，而抑有清刚之多士赞理于下，使能见小害而不激，见小利而不歆，见小才而无取，见小过而无苛，则奸无所荧，邪无能间，修明成宪，休养士民，于以坐致升平，绰有余裕。”王夫之提出的慈俭、休养、包容等一系列评价，正是宋仁宗黄老思想在施政实践中的具体呈现。

二、臣下倡导黄老

北宋不仅皇帝崇尚黄老，臣下也同样倡导，黄老思想得以上下贯彻，共同推行。除前面提到的赵普、吕端、吕蒙正等名臣外，欧阳修也是黄老的倡导者，如他说：“前后之相随，长短之相形，推而广之，万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为书，其言虽若虚无，而于治人之术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虚，去健羡，泊然自守，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虽圣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苏轼则认为黄老才是道家的正宗，他曾奉诏撰《上清储祥宫碑》云：

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天皇太乙、紫极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苏轼指出，黄老与儒家有一致的地方，而与秦汉以后产生的道教有别。道教的各种修炼虽归于道家，但道家之本是黄老。他又在《盖公堂记》说：“曹参为齐相,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吾为胶西守,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从这一段记载来看，苏轼对黄老政治是非常推许的。

司马光同样崇尚黄老，并与王安石进行讨论：

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准,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显然，司马光不仅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认为其变法违背了黄老之旨。司马光还针对当时学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的错误认识，作《无为赞》，云：“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无为自然。”司马光认为黄老之要旨就是无为自然，这也是老子思想中最可取的内容。

秦观对黄老之学也颇为推崇，他说：

班固赞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孰谓迁之高才博洽而至于是乎。以臣观之不然,彼实有见而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杨子亦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礼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浑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

班固指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秦观认为这一评价是不妥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恰恰是司马迁的高见。与儒家比较，黄老之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道为本，兼采百家，具有包容性，司马迁推崇黄老，是看到了黄老之学的长处。此外，秦观把西汉杰出的谋臣张良与北魏著名谋臣崔浩进行了比较：

史称崔浩自比张良,谓稽古过之,以臣观之,浩曾不及荀、贾,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绪余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观天文,察时变,以辅人事,明于末而不知本,阴阳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书于圯上老人,终曰愿弃人间事,从赤松游,则其术盖出于道家也。浩精于术数之学,其言荧惑之入秦,彗星之灭晋,与夫兔出后宫,姚兴献女之事,尤异,及黜庄老乃以为矫诬之言,则其术盖出于阴阳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

崔浩协助北魏皇帝统一了北方，故以张良自比。秦观认为，张良属于黄老道家，崔浩属于阴阳家，张良比崔浩要高明很多。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秦观也是站在黄老这一边的。

在一些大臣对《老子》的直接评价中，也可看出他们对黄老思想的肯定和赞赏，如张耒《老子义》云：

夫人之生,不杀之于衽席饮食之疾病,则杀之盗贼刑戮者过半矣,则人之于死,实未尝知畏也。而世之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过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苟畏死邪,则吾取为奇者而杀之,宜民之不复为奇也。天下未尝无刑,而为奇者不止,则死之不足以惧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也。夫物不患无杀之者也,万物泯泯必归于灭尽而后止,则常有司杀者杀矣。窃司杀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惧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有司杀,是代大匠斵,希有不伤其手矣。然则操政刑死生之柄,驱一世之民使从之,殆非也。

这是张耒对《老子》第74章的逐句解释，最后一句是关键：“操政刑死生之柄,驱一世之民使从之,殆非也。”统治者仅以严刑峻法治国，驭使百姓，效果不会很好，也不是理想的办法。执政者应当戒慎，不应轻易伤及百姓。

前面提到的陈瓘不仅极力推许宋仁宗、神宗的黄老之治，还把仁宗比于汉文帝。从中也可看出陈瓘本人具有浓厚的黄老思想。如他称赞老子的治国之道：“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又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夫烹鱼者无所事于烦之也，制水火之齐以熟之而己，舜无为而治，其不以此欤。”又评价汉武帝的以儒术治国：“武帝黜黄老而用儒术，未尝不本于仁义，而观其实效，则不异于始皇者几希。当此之时，天下不一日而无事，思慕文景不得复得，然则黄老亦何负于天下哉。”认为在治国方面黄老实际上比儒学高明。

在上述积极倡导黄老思想的官员中，吕端、吕蒙正活动于太宗朝，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秦观、张耒、陈瓘等都主要活动于宋仁宗、神宗朝，神宗有绍述仁宗之意，由此可见，北宋诸帝崇尚黄老以仁宗为首，臣下倡导黄老也以仁宗朝为甚。

三、思想界流行黄老

在北宋，不仅君臣上下崇尚黄老的情况突出，思想界也流行黄老。当时在思想界影响最大者当首推王安石学派，该学派对《老子》很重视，多人注解《老子》，颇强调黄老政术。虽然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未得黄老要旨，但可能的情况是王安石的老学思想与其变法实践并未保持一致，或者说，王安石没有把黄老之学用好。而王安石解《老》是很有黄老意味的，其学派中的王雱、吕惠卿老学中的黄老思想则更加明显。如王安石注《老子》第6章：“天道之体虽绵绵若存，故圣人用其道，未尝勤于力也，而皆出于自然。盖圣人以无为用天下之有为，以有余用天下之不足故也。”在上者效法老子的自然之道治理天下，就要“以无为用天下之有为”，重视人道、人事的重要性。为了用好老子之道，需要充分发挥礼、乐、刑、政等社会政治制度和措施的作用：“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欲废毂福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安石注《老》的黄老旨趣。

王安石儿子王雱的黄老思想颇为丰富，其《老子注》大力提倡黄老之政术。如他注第80章说：“老子，大圣人也。……举其书以加之政，则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经》之义终焉。”即是说，《道德经》是一部治世之书，如果“举其书以加之政”，就可以使天下得以治理。王雱与他父亲一样，主张把《老子》中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现实政治中去。因此他明确提出：“君人者，体道以治，则因时乘理，而无意于为，故虽无为，而不废天下之为，虽不废天下之为，而吾实未尝为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尽之矣。”治国治人之道，在于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无为而不废有为，这是典型的黄老之术。吕惠卿也认为《老子》是一部可供治世的经典，其所著《道德真经传·序》云：“曹参师于盖公而相齐国，孝文传之河上而为汉宗，仅得浅肤，犹几康阜。夫唯俗学，不识道真，徒见其文有异《诗》《书》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吕惠卿认为曹参、汉文帝用黄老之术，使国家大治，尚仅得《老子》之浅层思想。如果仔细参究，其中更有深意。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老子之道，认为其书与儒学相悖，而实际上，《老子》堪称治世要典，乃“皇王之宗”。

宋徽宗的御注在思想上也受到了王安石学派老学的影响。蒙文通先生曾说：“荆公注《老子》最有精义，承其流者王雱、吕惠卿、陆佃、刘泾之徒，皆注《老子》。……此与政和御注不无关系。”政和御注即指宋徽宗的《御解老子》，蒙先生认为徽宗《御解》与王安石学派的老学思想有关，这是颇有见地的认识。从思想内容上看，两者具有相似之处，即都主张把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运用到政治上来。与王安石变法没有用好黄老一样，宋徽宗治国也没有用好黄老，故同样走向了失败，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于皇帝的倡导，黄老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不可小觑。如徽宗朝太学生江澂为御注所作《道德真经疏义》，着重阐明无为不能脱离有为的道理，与王安石学派老学中的黄老旨趣一脉相承。江澂指出：“道有体有用，无为其体也，无不为其用也。一于无为以求道，则溺于幽寂，失道之体；一于无不为以求道，则滞于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动，无为而不废于有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不为而不离于无为，则道之至妙无余蕴矣。”由此可见，求道时不能把有为无为分开，那么，治国时有为无为也不可分离：“治天下者，一于无为而不知有为，则若聚块积尘，无为而非理；一于有为而不知无为，则若波流火驰，有为而非真。夫惟有为不离于无为，无为不废于有为，而为出于无为，其于治天下有余裕矣。”显然，江澂对有为与无为关系的认识颇合于黄老主旨。在江氏看来，只有结合道家的清静无为和儒家的仁义礼法，才能够治理好国家：“圣人以道在天下，而刑政赏罚所以辅道而行也。以刑政明天下之防范，使民有所守；以赏罚示天下之好恶，使民知所禁，一本于道而已。”“王者之兵，本以仁义，行以征罚，有事则讨，无事则已，以为常安之术。”在这些阐述中，黄老思想展示得很充分。

北宋的黄老思想也影响到科举考试。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七》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殿试赋题为《卮言日出赋》，真宗咸平五年（1002）的殿试赋题为《有物混成赋》，两位皇帝的殿试赋命题显然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而宋徽宗完成《老子》御注不久，朝散郎新知兖州王纯便奏：“乞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论题。”对王纯的奏议，宋徽宗立即予以批准，很快就下诏向全国颁行《御注道德经》。又昭曰：“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这样的举措，无疑有助于扩大黄老思想的影响。由于黄老思想渗入到了科举，自然也就影响到文学领域。如王禹偁得知淳化三年的殿试赋题，便拟作《卮言日出赋》云：“今我后据北极之尊，穷《南华》之旨，思欲体清净而率兆庶，故先命辞赋而试多士。盛乎哉! 崇道之名，不为虚美。”赋中的“我后”指宋太宗，王禹偁称赞了太宗推尊的黄老之治。据王彬的研究，在王禹偁现存的 18 篇律赋中，明显受黄老思想影响的有《崆峒山问道赋》、《橐籥赋》、《圣人无名赋》、《君者以百姓为天赋》等，如《崆峒山问道赋》云：“我国家尚黄老之虚无，削申商之法令。坐黄屋以无事，降玄纁而外聘。有以见万国之风，咸归乎清净。”《圣人无名赋》言：“今我后尚黄老以君临，阐清静而化下； 抑徽号于睿圣，善玄风于华夏。有以见圣无名兮神无功，信大人之造也。”可见，当时的黄老思想确已渗透到律赋的创作之中。

在北宋的道教界，黄老思想也受到了重视。黄老与道教合流后，其主旨由重政术变为重养生，如《河上注》便是代表。不过，北宋道教界又出现了强调老子之政术、提倡黄老思想的倾向。如北宋著名道士陈景元在《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开题》中明确提出了其注《老》之宗旨：“此经以重玄为宗，自然为体，道德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国。”陈景元作为陈抟的再传弟子，解《老》以重玄为宗，表明他对唐代道教老学的继承，即以重玄之学阐发老子之道，但其老学主旨与唐代重玄学追求“虚通妙理”不同，已变为“其要在乎治身治国”。如他解释《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著名命题：

此戒王者当法象二仪，取则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静则与阴同德，所载无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变，将运刚健则与阳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复不可执天不移，将因无为，与道同体，其所任物，咸归自然，谓王者法天地则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圣人垂教之深旨，不必专事空言也。

与常见的哲学诠释不同，显然这是一个从黄老角度作的注解。陈景元指出，老子的意思，并不是指人与天地、道之间转以相法，而是从天下治理的角度垂教，告诫王者既要法地，还要法天、法道，所法之处，都归于自然。道法自然的要旨在于以自然之道治国，而不是去探求其中的玄理。所以陈景元在《老子》第16章的注释中同样强调：“语默有法，出处合时，动与阳同波，光而不曜，静与阴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无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体为宗，则用常道为上矣。”陈景元虽为道士，但并不崇尚神仙之术，而以用常道为上，也就是推重道的现实功用，即道之要“在乎治身治国”。用道来指导治身治国，这是黄老的一贯之旨。通观《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全书，除了陈景元自己的阐发，还常征引前人的注解，其中尤其重视严遵的《老子指归》，据统计，直接用“严君平曰”或“君平曰”加以引用的注文有52处，间接引用者还不少。考虑到严遵是西汉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指归》突出的亦是黄老主旨，陈景元的思想倾向不辨自明。因此，薛致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阐述陈景元的老学思想说：

是故司马迁云：为阴阳者繁而致惑，为儒者博而多虑，为墨者苦而伤性，为名者华而少实，为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称为大道焉。清虚无为，使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实易行，其辞易知，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之主。是以先黄老而后六经，独叹道家为清尚焉。故曰九经浩浩，不及二篇之约也。

薛致玄综合司马迁父子关于黄老的论述，认为陈景元对《老子》的解释和发挥与黄老思想相符合。

从道教老学发展的大致情况来看，唐代道士解《老》多论哲理，宋代道士多言黄老，明清道士常谈内丹。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并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上进朝廷，不仅得到了皇帝的称颂，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景元对黄老的阐扬，能够代表当时道教思想界的一般状况。

四、结语

黄老思想在北宋的延续时间超过了西汉，特别是到了宋仁宗朝，其思想流行情况及影响，可与汉代文景时期并称。苏轼 在《六一居士集叙》言：“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天圣、景祐均为宋仁宗年号，可见仁宗朝的太平富足，得益于当时的黄老之治。《水浒传》天都外臣之序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 序中所论虽是小说，但提到了宋仁宗及其治理下的社会小康状况，这不正是黄老的理想政治吗？宋仁宗是北宋皇帝中推行黄老最突出的代表，其政治成效也最好。至于宋神宗言及他对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无间然，可见黄老与儒学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具有相融之处，这也正是北宋黄老与西汉黄老区别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