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现存最早的版本为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本，整理者根据竹简的形制、长短分为甲、乙、丙三组，共计一千七百余字，相当于今本《老子》的三分之一。该本与今本有较大差距，篇章结构不同，思想内容也有差别，一些问题学术界正在研讨之中。而保留至今的五千言本子，应该是定型于汉代，这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可以看出来。帛书《老子》分甲、乙两种写本，除了《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以及某些字句不同之外，与传世本大致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从汉初开始，《老子》定本已经基本形成。至于严遵所注《老子》以及《老子河上公章句》这两部流传至今的汉代文献，就几乎完全与后世的通行本一样了。值得注意的是，汉人已视《老子》一书为经典，这是《汉书·艺文志》可以证明的，该志在《诸子略》“道家”类中著录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书，显然是以《老子》为经，而不少人为之作传注、解说。和儒家以及其他经典的传播一样，《老子》也不断有人进行新的诠释。

道教创建之后，《老子》的经典地位进一步确立，老子被奉为道祖，《老子》书被称为《老子道德经》，或简称为《道德经》。以后众多道经的出现，大都与之相关。道教学者，尤其是历代高道对《老子》的阐释也就形成了一部“道教老学”的发展史。

据初步统计，见诸著录的《老子道德经》注疏，汉魏六朝时期九十余家，隋唐时期一百余家，宋元时期近二百家，明清时期三百余家。对于《老子》历代注疏情况及其特点，我们曾撰写《中国老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两部著作加以分析总结。我们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每一个注释研究者也有其各自所理解的“老子”，这是老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众多的“老子”与作为原典的《老子》之间，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正是这种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的长久交织、演进，组成了老学发展的历史，且赋予了它极为丰富的内容，由此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精彩华章。同时我也曾指出，“对于老学史的研究，还可以从更广阔的方面展开。”例如“分专题对老子思想进行阐释”，“分宗派研究老学史”，“也可以断代进行研究”，“还可以断代与专题综合研究”，以及“《老子》书的文献学研究”等等。而所有这些研究的基础，就是历代《老子》注疏的文本，搜集和整理这些文本，就是深入开展老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严灵峰曾有《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和《续编》出版，搜集了流传于世的不少关于《老子》的著作，为老学研究提供了较系统的数据。但此书由于印数不多，流传也不广，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研究需要，不少学者一直想重新做好这一基础工作。2007年，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举办了“国际道德经论坛”。陈鼓应、牟钟鉴教授向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齐晓飞提出新编“老子集成”的建议，会后我本人打电话给齐晓飞先生，希望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持此一重要工程，结果受到高度重视。经时任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和中国道教协会任法融会长批准，正式行文启动这一工作，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主持，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宗教文化出版社承担。我们组织了十多名学者同仁，同心协力，前后五个年头，完成了这部巨著，共收集、标点整理了265种历代的《老子》注疏。其中有87种是严灵峰所编《老子集成》中没有的，包括50余种难得一见的孤本或善本，这应该是本书的新贡献。其中，吕知常《道德经讲义》、黄润玉《道德经附注》、田艺蘅《老子指归》、洪其道《道德经解》、郭子章《老子解》、印玄散人《老子尺木会旨》、释镇澄《道德经集解》、裕英《道德经浅解》、龚礼《道德经经纬》等书，由于版本着实珍贵，图书馆不准复印，都由我们派人抄录出来加以整理。在搜集、整理中，刘固盛、尹志华等同志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现在这项文献工程大功已成。最后还要简单说明一下，《老子集成》有时间断限，截止到1949年以前，而且只收中文的白文本和注疏本。讨论计划时，还有续编、海外编、研究篇等等议论，这就只有留待日后了。本书以保存和提供数据为主，为一般读者方便阅读，加了标点和点校说明，也许错漏在所难免。但我相信，我们所取得的这项成果，在当代学术文化事业发展中，一定会长久地发挥应有的作用。